于敏在北大攻读物理期间，有次数学系出了一场超高难度的考试，平均分才20分，而他竟考了100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真正震撼的是后面这件事！ 1946年，17岁的于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的北大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青年才俊，数理化专业的学生个个学识渊博。 数学系有一次出了场被称为“地狱级难度”的考试，试题出自当时国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之手。全系平均分只有20分，就连不少研究生都败下阵来。 消息传到物理系，于敏听后心生好奇，便要来一份试卷自己试试。结果，仅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交出了完美答案——100分。 监考老师不敢置信地多次核对答案，最终确认无误。消息传出后，北大校园一片轰动。有人惊呼：“这小子，天生就是干理论的料！” 可于敏自己却淡淡地笑了笑，说：“数学只是工具，真正的难题在于理解自然的规律。”那一年，他才18岁。 大学毕业后，于敏留校任教，主攻理论物理。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0年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刚刚起步，于敏便投身其中。他常常在实验室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推演复杂的公式，计算粒子反应的可能性。 他有着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近乎偏执的钻研精神。为了研究核反应机制，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桌上堆满演算纸，墙上贴满推导式。 别人笑他像“疯子”，他却说：“要想在理论上突破，就得和上帝掰手腕。” 他的才华引起了钱三强的注意。1958年，钱三强向中央推荐他参与国家最高机密的“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那一年，于敏刚满32岁。 自此，于敏“消失”在公众视野长达28年。家人、朋友，甚至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段时间，他被调入北京西郊一个代号为“九所”的研究基地，参与中国氢弹理论的攻关。 氢弹的理论比原子弹复杂千百倍。原子弹依靠铀或钚的裂变释放能量，而氢弹则要实现氘、氚的聚变，这需要在极短时间内产生高温高压环境，相当于“在地球上点燃太阳”。 当时，中国没有计算机，没有完整的实验数据，一切都得靠人工计算。几十页公式，一步出错，全盘推翻。研究组成员都在崩溃边缘徘徊。有人劝于敏：“要不歇几天？” 他摇摇头说：“歇下来容易，再干起来就难了。”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于敏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一次深夜，他突然在推导中发现一个关键误差，立刻冲出宿舍，披着大衣在雪地里跑到办公室，反复演算，直到凌晨天亮。第二天，他抱着厚厚一叠计算纸交给同事：“这可能是突破口。” 后来事实证明，那一次的灵感，正是中国氢弹理论模型建立的关键一步。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国欢腾。但在于敏心里，这只是“第一步”。因为他知道，真正能让中国在核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氢弹。 1965年底，于敏带领团队提出了中国独立的氢弹理论方案。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资料，全靠自己的推导与计算。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仅用两年八个月，创造了世界核史上的奇迹。 在成功那一刻，于敏没有去现场。他坐在北京的研究所办公室里，静静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报告：“氢弹爆炸成功。”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说明，中国人能行。”然后继续低头在纸上写公式。 那一年，他44岁。可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名字依旧不为人知。因为这是国家最高机密。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于敏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心脏病。他的妻子高洁后来回忆：“他常常夜里醒来，坐在床边喘气。可一旦身体稍微缓过来，就又去写公式。” 直到1988年，他才被允许“露面”，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当媒体第一次问他：“您是氢弹之父吗？”他却摆摆手说：“我只是团队的一员，功劳属于国家。” 于敏一生极其低调，从不接受个人荣誉。2009年，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是国家级最高荣誉之一。 领奖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却仍坚持站起来说：“我这一生没有后悔过为国家做的选择。” 2015年，于敏因病去世，享年89岁。临终前，他仍嘱咐弟子：“要继续研究基础理论，不要让我们的思维停在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