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典的同志非但没有叛变，反而在台湾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要说他最后那几年在台湾山里过的日子，简直不像人。 住的地方比狗洞大不了多少，吃的是野果、喝的是露水，冬天能把脚冻到失去知觉，夏天被蚊虫咬得浑身是疤。 可你要是以为他是啥苦命逃犯，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曾经穿西装、讲洋文、开公司、住洋楼，是北平城里响当当的一号人。 刘光典原名刘鸿梁，1922年出生在辽宁旅顺一个农家。15岁那年，父亲去世。 那会儿别说继续上学，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脑子特别灵，后来干脆投身医药生意，硬是在北平、上海、东北这些大城市里混出了一片天。 刘光典不是那种只顾自己发财的人。 他脑子清楚得很，知道这个国家要想有明天，光靠几个能做生意的人不行。 他在山东伪警署干过局长，外人看是“通敌”，其实他暗中保护了不少抗日分子。 日本人干的那些事，刘光典看不下去，辞了职，回到北平。 这时候，他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按理说应该过安稳日子了。可他偏不。 1947年，他正式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把自己多年的积蓄，10两黄金、1000美元，全都上交当党的经费。 不久后，他调去大连干情报工作，干得干脆利落，胆大心细。 在沈阳，他开了家“福生药店”，其实是个伪装的情报联络点，专门送重要情报回北平。 他有次甚至把高密级文件藏在香烟盒里，从北平一路送到大连，连检查都没被发现。 1949年，党组织要派人去台湾取情报。那时候台湾还没电台，所有信息只能靠人带回来。 刘光典没犹豫，主动请缨。他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他还是走了，第一次去，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海潮时间表、港口密码、气象代码，全带回来了。 1950年1月，他第二次潜入台湾。偏偏这时候，组织出了大事。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把整个在台情报系统卖了个底朝天。 2月底，刘光典的老搭档洪国式也被抓了。 他本来已经买好离台的船票，结果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了，等他回来，风声已经紧得不行。 他没走成，也不能再走了。 1950年3月，他发出最后一封暗号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意思是：组织完了。 然后就进了山。 那是台湾南部的深山，没人烟。他们自己挖洞，躲在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地方。 山里冷得要命，白天晒得像火烤，晚上冷得像冰窖。 他们靠吃野菜、野果维生，还得用竹子编篮子，偷偷下山换点粮。 你以为他是为了活命吗？他其实是想等组织恢复，再继续干。 整整四年，他没出过山。有人问过他怕不怕，他说：“怕有啥用？我要是怕，当初就不该来台湾。” 他还跟山下的老百姓说：“等解放军来了，我一定给你们盖新房。” 可问题来了，1954年，有人叛变了，被抓的特务供出了他的藏身地。 2月13日，刘光典在山脚被捕。国民党没立刻杀他，他们想让他“变节”。 甚至找了个长得像他的人，跑到香港去假冒他，说他已经投降了。 这一招很阴，结果大陆那边一度真以为他叛变了。 可刘光典在牢里，受尽酷刑，愣是一个字都没吐。 关了五年，1959年，蒋介石亲自签了死刑令。 那天是立春，刘光典37岁。他没留遗言，眼神如常，说：“没有遗言。” 他死后，骨灰被送去解剖实验，后来一半存在台北六张犁，一半在2008年被子女取回，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他死得寂寞，可几十年后，名字终于被写进了历史。 1988年，有台湾地下党把烈士名单带回大陆，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1年，党组织为他平反，认定他是“隐蔽战线的好同志”。 2008年，他被追授为革命烈士。2013年，北京西山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他和另外845位在台牺牲的烈士名字，被永远刻在了石墙上。 你说他是野人？他是“野”在心志不屈，是“人”在人格不倒。 信息来源：《血染台湾的“红色特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