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故宫装了电话。溥仪感觉很好玩，到处打电话。心血来潮给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打了个电话，随口说约他见面。打完其实他就忘记了。胡适那边，兴奋得不得了，做了各种准备 那年头的溥仪，正处在一种非常拧巴的“青春期”。他的洋老师，庄士敦 ，给他打开了一扇窗。于是，这位皇帝开始“不务正业”。 他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皇帝；他剪掉了祖宗传下来的辫子，气得他爹醇亲王载沣差点背过气去；他还在宫里玩命地蹬自行车，害得后头一大群太监宫女跑得呼哧带喘。 所以，当电话这东西装进养心殿时，溥仪的反应跟我们现在拿到最新款手机差不多——特好玩，必须试试。 当时的电话簿，那简直就是个公开的户口本，谁家装了，姓名、住址、号码，一清二楚，毫无隐私可言。溥仪就抱着这本“花名册”，开始了。 他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小孩，到处打“骚扰电话”，学着各种口音逗人家玩。直到有一天，他翻到了一个名字：胡适。 这可就有意思了。 胡适是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倡导者，是那个高喊着要“打倒孔家店”、推翻旧礼教的领军人物。 一个是被困在紫禁城里的旧时代象征，一个是正C位出道的新时代偶像。 溥仪估计就是心血来潮，拨通了电话。 “喂，你是胡适吗？” 胡适在那头估计一头雾水：“我是，您是哪位？” 溥仪憋不住乐了，开始使坏：“你猜猜我是谁？” 胡适哪有功夫猜这个，很实在地说：“我不知道啊。” 溥仪哈哈大笑：“我是宣统呀。” 这一下，电话那头估计是死一般的寂静。宣统？皇上？胡适懵了。 “对咯，我就是皇上。”溥仪特得意，“我已经听了你的声儿，但是我还没见过你长什么样呢。有空你到宫里来，咱们见见面呗。” 说完，溥仪“啪”地挂了电话。 对他来说，这事儿就翻篇了，一个好玩的恶作剧结束了，估计扭头就忘了。 可他不知道，这个随口说出的“约见”，在电话那头的胡适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胡适那边，是“兴奋得不得了”。 按理说，他该是对“皇帝”这个词最不感冒的人。但他挂了电话，第一反应不是“荒唐”，而是“激动”。 他立马跑去找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核实：“皇上真的给我打电话了？真的要见我？”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胡适开始做万全准备。他非常严肃地向庄士敦请教宫里的规矩，甚至细致到——“我见到他，需不需要行跪拜礼？”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吊诡之处。一个高举“反封建”大旗的人，在接到旧日帝王的电话时，第一反应还是被那股沉淀了几千年的皇权“震”了一下。 过了几天，胡适真的去了。 这场面，光是想象一下就够戏剧性了。胡适没行跪拜礼，他只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声“皇上好”。而溥仪也没自称“朕”，而是客气地叫他“先生”。 一个“皇上”，一个“先生”，旧时代和新时代，就在这间屋子里，完成了一次奇妙的交接。 他们聊了很多，聊了“诗和远方”。 他们真的聊了“诗”，溥仪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很感兴趣。他们也聊了“远方”，因为溥仪接下来说的话，把胡适都惊着了。 溥仪很坦诚地对胡适说，他觉得大清朝以前做了很多错事，现在亡国了，自己退位了，每年还要拿民国政府400万两白银的优待费用，他“心有不安”。 然后，这个17岁的少年说出了心里话：“我想自己出去谋生活。” 他甚至告诉胡适，他想出国留学，紫禁城里的财产他都不要了。 胡适听完，非常赞同他出国开拓眼界。 可惜啊，溥仪的这个想法，被他身边那群“前清遗老遗少”死死按住了。对那些人来说，皇帝一旦真的成了“平民”，他们这群依附着“皇权”过日子的人，也就彻底没了依靠。 这次会面，给胡适的触动极大。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溥仪的同情，他觉得这个17岁的少年“挺不容易的”。胡适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符号，而是一个被历史、被身份困住的，有血有肉的“人”。 当然，这事儿传出去后，胡适也被骂惨了。 很多人批评他，说他一个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大学者，怎么能对封建皇帝“卑躬屈膝”，怎么能去“觐见”？ 其实，这哪是“卑躬屈膝”那么简单。 那通电话，始于一个少年的无聊和好奇，却成了一次历史的碰撞。 它让我们看到，那个高墙内的“皇帝”，内心深处也渴望着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渴望着自由和远方。 它也让我们看到，那个高墙外的“先生”，纵然满脑子新思想，但在面对“皇上”这个几千年的符号时，依然会流露出复杂的情感。 历史就是这样，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两面，它充满了这种哭笑不得、却又无比真实的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