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6年，中国科学界上演了一场公开的“世纪辩论”。对撞机该不该建？1400亿该往哪投？是一场技术讨论，更是一次国家战略的拷问。 站在聚光灯下，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一个是高能物理领军人物王贻芳。两位顶尖科学家，观点针锋相对，言辞毫不留情。 对撞机这事可不是头一回听说。欧洲有个CERN，几十年前就干了这事，它的“明星产品”，大型强子对撞机，曾发现了“上亿奖金”的希格斯粒子，成了粒子物理界的里程碑。 中国的CEPC，中文名叫“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本想接过这根接力棒，走得更远点，甚至再升级成超级质子对撞机，成为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粒子碰撞装置。 这不是小打小闹，光是第一阶段就需要四百亿，全部搞完要上两千亿。 就这个数字，已经足够让全国数百万教师的工资涨一大截，或是让西部几百所小学焕然一新。所以争议也就来了。 王贻芳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这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意思很直接：中国科学不主动出击，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希格斯粒子是现在粒子物理的“风口”，谁掌握研究平台，谁就能引领未来几十年的科学方向。CEPC是个机会，中国如果错过，下一次可能就是半个世纪之后了。 除了科学野心，王贻芳还看到了技术的“外溢效应”。对撞机不是砸钱做实验那么简单，它背后涉及超导磁体、真空系统、精密探测、数据处理等几十项高精尖技术。 每一项都可能带动一批产业升级，甚至催生新的产业链。更别说对国内年轻科学家的吸引力，如果中国能成为全球物理学者的“圣地”，那对人才的意义，不亚于办一所世界顶尖大学。 但杨振宁却泼了一盆冷水。他的观点也很有分量，直言对撞机“性价比太低”，而且“可能为他人做了嫁衣”。 他说得很现实，就算对撞机建起来，真要从实验里挖出新理论、搞出成果的，可能还是外国理论学家，中国只是提供了平台和设备，就像盖了个舞台，却没抢到话筒。 更重要的是钱从哪来。2000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国家财政是有限的，投到对撞机上，别的科研领域就得让一让。 杨振宁特别强调了基础教育，说中国真正的短板不在高端科研，而在教育的“地基”。 西部很多孩子连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农村教师还在用粉笔黑板。相比之下，对撞机的投入回报周期太长，社会普惠度也不高。 这场辩论从实验室烧到了公众舆论场。2016年，杨振宁通过公开信明确反对，王贻芳随后在《知识分子》等平台进行逐条回应，两人交锋点对点，毫不回避。 科学圈也分成了两派，数学家丘成桐力挺建设，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科学图腾”，而物理学家何祚庥则站在杨振宁一边，担心大项目消耗过多资源。 争议之后，项目进度也不是一帆风顺。截至目前CEPC仍未获得国家正式立项。虽然中科院高能所一直在推进技术预研、优化设计，但主管部门始终没有给出明确启动时间。 2023年一场国际评审会召开，专家认为项目技术上可行，但在经济可行性和国际合作机制上仍有大量问题待解。 国际上欧洲人也没闲着。CERN已经提出了下一代“未来环形对撞机”计划，目标是2040年启动建设，这对中国来说是实打实的压力。 如果CEPC迟迟不开工，全球粒子物理的中心仍将牢牢掌握在欧洲手里。 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原点：中国该不该建？建了值不值？ 这不是一个靠情怀就能决定的问题。王贻芳强调的是科学主权，是中国能否在最前沿领域拥有话语权。 杨振宁提醒的是国家整体利益，是每一分钱该花在什么地方。两种声音都不无道理，一个从未来看现在，一个从现实看未来。 这场辩论的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发展策略的深层思考。 是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希望押在一颗科技“明珠”上？还是该“厚积薄发”，让整体科研土壤更肥沃？没有绝对答案，也没有对错黑白。 截至2025年11月，对撞机还在图纸上，但争论早已超出了实验物理的范畴。 它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中国科技如何走向世界舞台，也映射出中国社会怎样看待资源分配、战略选择和长远利益。这或许才是这场辩论最大的意义。 信息来源：《杨振宁：我不是反对中国做加速器，是现在不要做》——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