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对日本咱们要吸取从甲午战争到918再到77事变的经验教训。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 翻遍近代中日关系史，三次刻骨铭心的冲突，其实都藏着同一个残酷真相：对野心家的忍让，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日本就没闲着，1887年参谋本部都拟定好《征讨清国策》了，把清政府当成明确的侵略目标，到1893年干脆完成了侵华的全部战争准备。 可咱们呢？抱着“天朝上国”的虚架子，一边想着“以夷制夷”，一边在外交上步步退让，直到日军打上门来才仓促应战，战败后更别提了，割台湾、赔巨款，还让人家拿到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这哪是议和，分明是给强盗递刀。 几十年后九一八事变，这种忍让更是变本加厉，日军炸了南满铁路就敢攻北大营，而国民政府一门心思剿共，奉行不抵抗政策，眼睁睁看着东北三省在三个多月里全丢了，更荒唐的是之后还签了《塘沽停战协定》，把冀东大片领土划出主权范围，等于给日军进攻平津铺了路。 那会儿咱们忙着内部争斗，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可国际联盟除了发几句空话啥也不干，这忍让换来的只有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 到了七七事变，这套“忍让剧本”又重演了，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搞挑衅演习，谎称士兵失踪要进城搜查被拒，转头就开炮进攻，可冀察当局还在跟人家谈现地停战，三次达成协议三次被日军撕毁，人家借着谈判的功夫从国内调来了20万援军，等兵力集结到6万多，立马就撕破脸全面进攻，守卫宛平的29军官兵虽然勇猛，两个排80多人战死桥头，可整体应战准备被谈判拖慢了节奏，最后北平、天津还是丢了，这忍让的代价就是山河破碎。 最让人无奈的是，日本那边从明治维新起就憋着扩张的念头，1936年天皇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公然要控制东亚大陆，当年的“国策基准”更是把全面侵华写进了计划，可咱们这边，翻遍晚清到民国的国防档案，找不着任何针对日本本土的军事计划，连防御都做得磕磕绊绊。 九一八前东北军有不少兵力，却没接到过主动防御的命令；七七事变时29军在平津才部署了5万人，而日军驻屯军早就从1700人扩编到5700多人，还配齐了炮兵、战车队这些重装备，这根本不是对等的较量，是人家备好刀叉咱们还在摆和平宴。 整个社会的氛围也透着股过分的“温和”，甲午时不少士绅还在说“和为贵”，九一八后即便有一二九学生请愿，主流舆论里仍有不少人主张“先安内再攘外”，到了七七事变前，日军都在北平城外频繁搞实弹演习了，还有人幻想局部冲突局部解决，压根没意识到这是全面战争的前奏，这种“善良”在野心家眼里就是软弱，日本正是看透了这点，才敢一步步从东北吃到华北，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 说到底，近代这几场冲突的教训太直白了，和平从不是靠忍让换来的，对付早就把侵略写进国策的对手，光有善良没用，你以为退一步是海阔天空，人家觉得你是底气不足；你忙着搞内部妥协，人家在偷偷扩军备战。 如今再回头看这段历史，不是要记恨，是得明白一个理儿：对豺狼讲仁义，就是对自己人残忍，国家和社会可以崇尚和平，但必须有不惧怕战争的底气，更得有主动防御的准备，不然再好的善意，也只能变成别人砧板上的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