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男子婚礼当天，母亲突然神色慌张地告诉他，包里放着的7个总额6080元的红包不见了，母子俩一合计，认为全程在房间里负责跟妆的化妆助理嫌疑最大，可对方却百般否认，男子怕报完警进出过房间的亲戚们都要被拉去做笔录，那婚礼也没法办了，他只好忍到事后再算账，报完警没多久，助理就去男子家中退了赃，拿到钱后，男子认为这事还没完，他花11万找团队操办婚礼，却换来这种服务，他需要一个说法，可负责人一句话就甩了锅。 10月的杭州秋高气爽，李明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酒店宴会厅里红地毯铺得笔直，宾客们的笑声和祝福声混在一起，酒杯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作为新郎的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刚和一批亲友敬完酒，正准备去给岳父岳母拜年，母亲王阿姨突然从人群里挤过来，脸色发白，拉着他的袖子就往休息室拽。 “阿明，坏了！红包不见了！”王阿姨的声音都在发颤，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绣着牡丹的布包，拉链被拉得乱七八糟。李明心里“咯噔”一下，这包里的红包是给伴娘的伴手礼，还有几位长辈托他转交的份子钱，一共7个红包，加起来正好6080元，是母亲特意提前数好放进去的。 休息室里乱糟糟的，婚纱、礼服堆在沙发上，化妆品摆了一桌子。王阿姨急得直跺脚，说自己早上把包放在梳妆台抽屉里，中间就出去给花艺师递过一次水，前后不过十分钟，回来拉开抽屉，红包就没了踪影。“房间一直没锁，来来往往的亲戚不少，但大多是打个招呼就走，只有跟妆的小助理全程在这儿没离开过。” 李明立马找到那个二十出头的跟妆助理，小姑娘正蹲在地上收拾化妆箱，听见问红包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说自己一直在给新娘补妆、整理头饰，连梳妆台的抽屉都没碰过。她说话时眼神躲闪，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带子，可偏偏拿不出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旁边的新娘也急了，好好的婚礼遇上这种事，心里堵得慌。李明攥着拳头，第一反应就是掏手机报警，可指尖刚碰到屏幕又停住了。今天来的都是家里的至亲好友，要是警察来了，进出过休息室的亲戚都得被拉去做笔录，问来问去的，这婚礼还怎么往下办？亲戚们脸上也挂不住。 “先忍忍，等婚礼结束再说。”李明咬着牙跟母亲商量，王阿姨虽然心疼钱，但也知道婚礼是大事，只能抹了抹眼睛，强装镇定地回到宴会厅。那一天，李明笑着接待宾客，敬酒时杯子举得稳稳的，可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连宾客夸他婚礼办得好，他都只能勉强扯扯嘴角。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已经是晚上十点，李明连婚纱都没顾上帮妻子脱，直接打了110。民警来得很快，调取了酒店走廊的监控，发现婚礼当天确实只有跟妆助理一个人在休息室待了最久，期间没有其他人进去过。民警联系上助理后，没费多少功夫，事情就有了眉目。 第二天一早，跟妆助理就跟着民警来了李明家，低着头把6080元钱递了过来，小声说自己一时糊涂，见红包放在抽屉里没人管，就顺手塞进了自己的包里。王阿姨接过钱，数了三遍确认没错，脸色却还是不好看——这钱是拿回来了，可婚礼上的糟心事，怎么也抹不掉。 李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了这场婚礼，他前前后后花了11万，请的是本地口碑最好的婚庆公司，跟妆团队也是婚庆推荐的“金牌服务”。现在出了这种事，不是退钱就能解决的。他拿着付款凭证找到婚庆公司，想讨个说法，问问他们是怎么审核工作人员的，怎么能让这种人来负责婚礼服务。 可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一句话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跟妆助理是我们临时合作的，不算公司正式员工，她个人犯的错，跟我们公司没关系。钱都退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李明当时就愣在那儿，手里的付款单被捏得皱巴巴的。他想起婚礼当天的热闹，想起母亲发白的脸，想起自己强装镇定的模样，心里又气又憋屈。11万的花费，买的不仅仅是场地、布置和服务，更是一份顺顺利利的好心情，可现在呢？红包丢了，好心情没了，找说法还被人甩锅。 后来李明又找了婚庆公司好几次，对方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就是重复那句“与公司无关”。他甚至想过走法律途径，可一想到要收集证据、跑法院，耗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有点打退堂鼓。 现在每次看到婚礼的照片，李明心里都不是滋味。红包是拿回来了，可那场本该完美的婚礼，终究留下了一道疤。他常常想，要是当时没顾虑那么多，直接报了警会怎么样？要是婚庆公司能有点担当，好好解决问题又会怎么样？ 可世上没有回头路，这场“红包风波”让他明白，有些时候，花钱买的不仅是服务，更是考验人心的镜子，可惜，他这11万花出去，照见的却是推诿和凉薄。 信息来源：黄金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