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参军全“阵亡”，58岁母亲哭瞎眼，1949年门外来了熟悉身影 1949年秋天，58岁的邓玉芬坐在破窝棚前，眼睛已经哭瞎了。丈夫没了，七个儿子送出去六个，全死了，她在等什么？ 这地方在密云山区穷得很，可邓玉芬一家原本不这么惨。早些年家里有田有房，丈夫任宗武是个勤快人，两口子拉扯着七个儿子，日子虽苦倒也有盼头。鬼子打进来那年，一切都变了。 1933年，日本兵进了密云。邓玉芬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大儿子任永全从外面跑回来，脸都白了：“娘，鬼子见人就杀！”那时候大儿子才十七，最小的老七还在怀里吃奶。邓玉芬和丈夫一商量，带着全家躲进了深山。 1940年，八路军来了。邓玉芬听说这是打鬼子的队伍，二话不说就把大儿子、二儿子送去参军。临出门前，她给儿子们整了整衣裳：“好好打鬼子，娘等你们回来。”两个儿子跪下来磕了头，转身就走了，头都没回。邓玉芬站在门口看了好久，直到人影看不见了，才抹了把眼泪回屋。 第二年，三儿子也去了。邓玉芬心里揪着疼，可嘴上还是那句话：“去吧，多杀几个鬼子。” 仗打得惨啊，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好消息。先是丈夫任宗武跟着游击队运粮，被鬼子发现，活活打死了。邓玉芬没哭出声，咬着牙把眼泪咽回肚子里。紧接着，大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二儿子也没了音讯。村里人劝她：“别让老三老四去了，你家总得留个后啊。” 邓玉芬摇摇头：“鬼子还没打完呢。” 老四、老五、老六，一个接一个都送到了部队上。送老六走的时候，邓玉芬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哭得太多了。她摸着小儿子的脸：“六啊，娘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但你得去，咱家不能出孬种。” 老六扑通跪下来：“娘，我肯定回来孝敬您。” 这话说完才三个月，老六就牺牲在战场上。消息是游击队的人送来的，那人站在窝棚外头，半天没敢进门。邓玉芬听见动静，走出来问：“是我家老六吗？”来人点点头，邓玉芬身子晃了晃，扶住门框没倒下。 七个儿子，现在就剩下老七了。老七那年才十五，瘦瘦小小的。邓玉芬把他搂在怀里，整夜整夜不撒手。可老七不干：“娘，哥哥们都去打鬼子了，我也要去。” “不行！”邓玉芬头一回发了狠话，“你再敢说这话，娘死给你看！” 一个月后，老七的阵亡通知书来了。送信的人说，这孩子虚报年龄参了军，第一次上战场就冲在最前面，中弹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邓玉芬这下真的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眼睛再也看不见光亮。村里人帮她搭了个窝棚，轮流给她送口吃的。她整天就坐在门口，朝着山路的方向，一动不动。 1949年秋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小山村。村里敲锣打鼓庆祝，邓玉芬还是坐在窝棚前，好像什么都听不见。 那天下午，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这回不是一阵风，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窝棚外头。邓玉芬侧着耳朵，手里的拐棍握紧了。 “娘……”一个颤抖的声音响起来。 邓玉芬浑身一震，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她死了都认得！ “娘，是我，老四啊！” 窝棚外头站着个穿着军装的人，三十来岁，脸上有道疤，可眉眼分明就是任家老四任永合。他没死！当年战场上受了重伤，被老乡救下，昏迷了整整一年，伤愈后找不到部队，辗转多年才打听到母亲还活着。 邓玉芬颤巍巍地站起来，伸出双手在空中摸索。任永合扑过来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腿：“娘，儿子回来了！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久！” 邓玉芬的手摸到儿子的脸，从额头摸到下巴，摸到那道疤，手抖得厉害。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有眼泪从早已失明的眼睛里不停地流。 那天晚上，窝棚里第一次有了火光。邓玉芬坐在炕上，手一直拉着儿子不放开。任永合跟母亲讲这些年的经历，讲他们兄弟几个在战场上的事，讲最后怎么打跑了鬼子，怎么建立了新中国。 “娘，哥哥们没白死。”任永合说，“现在没人敢欺负咱们中国人了。” 邓玉芬点点头，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个小布包，里头是六张泛黄的阵亡通知书，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她把布包递给儿子：“收好，这都是你哥哥。” 任永合接过布包，沉甸甸的，像有千斤重。 后来的事村里人都记得，邓玉芬活到1970年，有人说，邓玉芬等的其实不只是儿子，她等的是一个道理，人为什么要牺牲？值不值得？等她终于等回一个儿子，也等来了答案：牺牲从来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让后人不必再牺牲。她的六个儿子躺在了通往新中国的路上，换来了老四能平安回家，换来了千万个母亲不必再送儿子上战场。 这道理太沉重，沉重到一个家庭几乎承受不起。可偏偏就是这样千千万万承受不起的家庭，用他们的破碎，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 窝棚外头的山路上，后来立了块碑，上面没有刻名字，只刻了一行字：“这里住过一位母亲，她叫中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