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的初秋，永修县虬津镇的老樟树还没泛黄，燥热的风里就混进了不祥的气息。江隆庭后来总说，那时候的天是灰的，灰布衫的国民党兵刚在村口扎下营，天上就传来了鬼子飞机的轰鸣。 七月的一个晌午，炸弹落进了村子。江隆庭家三间瓦房在燃烧弹里炸成了碎片，瓦片像梧桐叶般漫天飞，空气里的焦糊味呛得人睁不开眼。一条街的房子眨眼间成了火海，他扒着断墙往家跑，只摸到一片滚烫的废墟。 日军是沿着南浔公路打来的，汽车上“畈井部”“金泽部”的白字刺得人眼疼。车后跟着的钢盔兵，没跟国军正经交火，先把屠刀对准了百姓。“鬼子是来烧杀抢掠的，不是来打仗的。”江隆庭蹲在门槛上，指节攥得发白，“三光政策，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半里地外的公路边，火就没灭过。” 村里的青壮年早被拉了壮丁，只剩老弱妇孺。江隆庭的舅舅带着舅妈躲进茅棚，以为离公路远能保命。可鬼子举着煤油桶挨家点火，芦苇顶的茅棚见火就着，舅妈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活活烧成了焦炭。 更毒的是毒气。鬼子走后，田沟里的水泛着青紫色，泥土里渗出刺鼻的怪味。不少人脚烂得流脓，拉肚子拉到站不起身。江隆庭的叔伯兄弟躺了三天，腿上烂肉能看见骨头；十六岁的堂妹眼窝深陷，不到一周就咽了气。“鬼子戴着口罩手套，咱们光着脚种地，哪躲得过这毒。”老人的声音里满是无力。 房子没了，毒气熏得没法住，乡亲们只能往山里逃。虬津镇的河上本有浮桥，对岸还有中国兵驻守，可国民党撤退时一把火烧了桥。早过河的捡了条命，晚的只能往梅棠方向跑，钻进磨溪的大山。 江隆庭跟着父亲往长山走，路上的难民拖家带口，箩筐里装着破烂，怀里揣着冷玉米饼。公路上的鬼子汽车突突作响，看见人群就开枪，子弹擦着头皮飞，田埂边的稻苗都被鲜血染红。 鬼子在虬津扎了两处据点，“畈井部”占了黄家洋楼，“金泽部”驻在张公渡。他们没柴烧，就开车撞民房，用钢钩勾住梁柱往外拉，整面墙轰然倒塌。布水寺也没保住，鬼子说庙里藏了游击队，可里面躲的全是百姓。 江隆庭的父亲病得走不动，躲在庙里没几天就遇上了烧庙。浓烟裹着火星子往屋里钻，不少人呛死在里面，剩下的被刺刀挑死在庙前空地。老人的喉咙动了动，半天没说出话。 1939年农历冬月初一的晌午，是虬津镇的噩梦。鬼子突然进村，把男女老少往布水寺前空地赶。江隆庭跟着母亲躲在山坳，远远看见麻绳捆住了老人孩子。“他们说要训话，转头就架起了机枪。”枪声像爆炒豆子，前排人刚倒下，后排人想跑就被刺刀堵住，血水漫过了庙前的石狮子。 楼上躲着的村民被发现后，直接从二楼扔下来，摔在乱石堆上没了动静。戴家十八岁的姑娘逃到梅棠，夜里被鬼子拖到晒谷场轮奸，哭喊声传了老远，可没人敢救——去救的都成了刺刀下的亡魂。外号“毛聋子”的汉子躲在柴火堆，被鬼子挑开草垛，刺死在寒冬的雪地里。 那场屠杀，村里两百多人没了，好多人家断了香火。埋人时棺材不够，只能用草席裹着往乱葬岗拖。江隆庭的声音发颤，眼里的泪混着皱纹里的老泥。 绝境里，山里来了游击队。他们是散兵和返乡青壮年，穿杂色衣服，躲在深山摸岗哨。江隆庭见过两人挑着竹筐进山，破布底下是两颗鬼子人头——原来是去镇上领赏的。“鬼子悬赏缉拿他们，可咱百姓都知道，杀鬼子的才是好汉。” 可更多时候，百姓只能挨揍。鬼子清乡时翻箱倒柜，粮食鸡鸭全被抢，稍不顺心就开枪。田里的庄稼没人敢收，河里的水没人敢喝，虬津镇成了死城，只剩皮靴声和狼狗叫在街巷回荡。 抗战胜利后，江隆庭跟着母亲回村。断墙残壁长满荒草，布水寺废墟上的焦黑梁柱还在，石狮子的眼睛被烟熏得漆黑，像在落泪。戴家姑娘精神失常，见了黄军装就发抖；“毛聋子”的媳妇抱着孩子，在乱葬岗哭了三天三夜。 2006年，老人对着史志办的人回忆时，手还止不住抖。“这些事刻在骨头里，忘不掉。不说出来，后辈咋知道太平日子来得多不容易。” 如今的虬津镇早已换新颜，老樟树的树荫依旧庇护着街道。只是树下的老人偶尔会说，鬼子当年的洋楼成了粮站，布水寺重修了，石狮子还在，它眼底的痕迹，总让人想起那段流不尽的血。那些苦难里的记忆，守住了一段百姓受难却从未屈服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