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窑里的那一线光 1937年，西路军副营长杜万荣与三名战友被活埋在炸塌的煤窑里。就在他们感觉呼吸越来越费劲时，堵塞的窑洞突然露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喂，你们还活着吗？” 那一瞬，杜万荣的手不由自主地抓向头顶。他知道，他们有救了。 杜万荣，四川人，红军出身，1936年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原任红四方面军一营副营长。那一年冬天，西路军在马步芳部的围追堵截中苦苦支撑。部队推进至河西走廊高台、永昌一线后，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 杜万荣带领残部穿越戈壁，被敌军突袭，逃入一座废弃煤矿，谁料刚一钻进，敌军便炸塌洞口，整个矿井轰然坍塌。 煤窑塌下来的那一刻，时间好像被按停了。杜万荣只记得耳边轰隆一声，接着是呛人的煤灰味，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和他一起滚进窑洞的三个战士，一个断了腿，两个被碎石砸得满脸是血。四个人挤在不到两米见方的空间里，空气越来越稠，呼吸声重得像拉风箱。 “营长……咱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说话的是小四川，才十七岁，参军前是嘉陵江边的纤夫，嗓门原本敞亮，这会儿声音却细得像蚊子。 杜万荣没吭声。他摸黑解下绑腿，撕成布条递给伤员：“先止血，别说话，省着点气。”其实他自己左肩也被石块划开道口子，血正顺着胳膊往下淌。黑暗中，他突然想起老家宜宾的竹林，夏天暴雨过后，竹笋一夜间就能蹿得老高——人要是也有那股劲儿该多好。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几个时辰，也许只有一炷香的工夫。空气开始发臭，混着血腥味和煤渣味。小四川突然哼起歌来，是川江号子，调子拖得又慢又哑：“嘿——咗——嘿咗……”哼着哼着，声音弱下去，变成了抽泣。杜万荣摸索着拍他的背，手心碰到的是瘦得硌人的肩胛骨。这孩子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 就在意识开始模糊的时候，头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开始以为是老鼠，后来听清了，是铲土声，一下，两下，煤渣簌簌往下掉。那束光射进来时，细得像根针，却刺得四个人都睁不开眼。 “喂，你们还活着吗？” 声音很年轻，带着河西走廊特有的口音。后来知道，这少年叫石娃，十六岁，是附近村里的放羊娃。那天他爹被马家军抓去运弹药，他躲在沟里看见了炸窑的全过程。等大兵走远了，他拎着掏粪的耙子就跑来扒洞。村里老人说这煤窑是光绪年间开的，里头岔道多，他爹小时候在里头躲过土匪。 石娃扒开的洞口只比脸盆大点，四个人是拖着拽着爬出来的。外头天已擦黑，戈壁滩的风刀子似的刮脸。石娃从怀里掏出四个烤洋芋，还带着体温：“俺娘让藏的，快吃。” 多年后杜万荣回忆这一幕，总觉得像场梦。四个红军，被个放羊娃用掏粪耙子救了命。石娃说他认得红军：“前年你们队伍从这儿过，有个小红军把最后半块馍给了俺娘。” 历史书里写西路军，总是悲壮。两万多人过黄河，最后活着走到新疆的不到五千。那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十七岁的小四川没能走到星星峡，他死在三天后的遭遇战里，临死前还攥着石娃给的半块洋芋皮；断了腿的战士后来留在了哈密，解放后当了小学教员，教孩子们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杜万荣自己，1949年跟着部队进了兰州，站在黄河铁桥上哭得像个孩子。 但那天夜里，四个死里逃生的人挤在石娃家的土炕上，听着窗外风声，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石娃娘把家里最后半碗小米熬成粥，粥稀得能照见人影。老太太不说话，只是挨个给他们掖被角，手粗糙得像老树皮。那种温暖，杜万荣记了一辈子。 有时候我在想，历史为什么总让我们记住这些瞬间？也许正因为在那样的绝境里，一束光、一口粥、一双伸过来的手，才显得比什么都珍贵。石娃不知道什么“革命理想”，他只知道这些人“是好人”，这就够了。朴素得就像戈壁滩上的骆驼刺，看着不起眼，却能扎下根，在风沙里活下来。 西路军的故事太沉重，沉重到很多人不敢细看。但你看，就在那些惨烈的篇章里，依然有放羊娃手里的耙子，有老妇人熬的半碗粥，有漆黑煤窑里突然透进来的那束光。这些微光连在一起，就成了那条蜿蜒西去的路上，始终没有熄灭的火种。 杜万荣2001年去世前，家里还收着石娃1965年寄来的信，信里夹着张照片：戈壁滩上，一个黝黑的庄稼汉站在新修的引水渠边，笑得满脸褶子。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杜大哥，咱这儿能种麦子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