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三岁的小月还不懂这声再见的分量，爷爷弯下腰凝视她的眼神里，藏着整个北平城的沧桑。 这位用京腔京韵写尽众生相的作家，最后留给世界的，是对亲人的温柔告别，和一个留给历史的沉重背影。 我们今天重读老舍，读到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无奈。 老舍的童年是在护国寺胡同的贫寒里泡大的，父亲战死在正阳门的炮火中，母亲靠洗衣缝补拉扯着几个孩子。 九岁才进私塾的他，握着笔的手早已经磨出了老茧。 后来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公费名额，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从那时起，他心里就埋下了要用文字给小人物画像的种子。 24岁那年，老舍漂洋过海到了伦敦大学教中文，狄更斯的幽默让他开了窍。 本来想按部就班当个学者，却在课余写出了《老张的哲学》，“老舍”这个笔名，藏着他舍弃旧我、拥抱新生的念想。 那些年他笔下的北京方言，带着伦敦雾都的湿润，反而生出了独特的韵味。 七七事变后他没闲着，扛着笔杆子南下武汉，带着作家访问团跑遍西北前线，《四世同堂》里的家国情怀，都是在战火里熬出来的。 1950年写出《龙须沟》后，老舍成了新中国首个“人民艺术家”。 周总理夸他能用老曲艺讲新故事，可荣誉背后的压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慢性肝炎让他频繁吐血，1964年的日记里写着“身体如败絮”，想写的《正红旗下》刚开了头，就被运动打断。 那些藏在地板下的手稿，后来成了他未竟的遗憾。 1966年8月23日，老舍从医院出来时还跟妻子说想看看老朋友。 第二天清晨，他在石榴树下叫住孙女，那句“和爷爷说再见”说得格外慢。 怀里揣着《毛主席诗词》在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湖水没过了这位67岁老人的身体。 他选择的那个地方水并不深，或许只是想找个安静的角落，整理这辈子的故事。 1978年平反那天，曹禺在八宝山念起《茶馆》里的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全场人都哭了。 如今积水潭医院旁边的太平湖遗址立了纪念石，老舍茶馆里还飘着京韵大鼓的调子。 这个写了一辈子普通人的作家，最终也成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普通人，只是他留下的那些文字，还在替北平城的胡同说话，替那些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人告别。 老舍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空中楼阁。 他用幽默写苦难，用温情写悲凉，把旗人的没落、车夫的挣扎、茶馆里的世态炎凉都揉进笔墨里。 如今我们重读《骆驼祥子》，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车夫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在动荡年代的精神印记。 这位“人民艺术家”最珍贵的遗产，或许就是教会我们，即使命运坎坷，也要守住心里的那点温柔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