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在医院完成了检查后，告诉司机“请开车送我去灵谷寺看看。 ” 那个冬天的南京格外冷，灵谷寺66米高的塔下传来一声闷响，这位曾国藩家族的后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口袋里那张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的字条，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 一个本该在考古界发光发热的学者，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曾昭燏出生在1909年，家里给她取名时特意用了“燏”字，算命的说她五行缺火。 本来想让她像其他大家闺秀一样嫁个好人家，可她偏不。 在长沙艺芳女校读书时，堂姐曾宝荪一句“嫁人伺候一大家子，不嫁帮衬千万人”的话，让她彻底打定主意走学术这条路。 20岁考进中央大学中文系，跟着国学大师胡小石学古文字，每天临帖十张的劲头，让老师都觉得这姑娘不一般。 1935年她去了伦敦大学学考古，本来想安安稳稳拿到学位再回来，1937年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她直接给学校写信说“文凭寄来即可，同胞流血何需方帽”。 就这样放弃了毕业典礼，辗转回到国内。 那时候的留学生能做到这份上，心里装的全是家国大义。 回国后经傅斯年推荐进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跟着李济搞文物抢救，云南李庄那段日子，她在油灯下整理青铜器资料，箱子颠坏了几件文物，据说她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 1941年在云南苍山搞发掘，日军飞机在天上盘旋，她带着团队硬是挖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苍河文化”。 跟当地白族老乡一起干活，首创了考古调查结合民族志的方法，现在看那报告还是考古界的范本。 1948年文物迁台的事闹得凶，她急得直跺脚，联合徐森玉他们说“运走一件就是民族罪人”，拖着不装箱，愣是把四百多箱文物留了下来。 有人问她为啥不嫁人，她指着博物院的文物说“这些就是我的新郎”，当时听着像玩笑，现在想想全是辛酸。 建国后她参与筹建南京博物院，主持南唐二陵发掘，本来以为能安安心心做研究，没想到1957年二哥曾昭抡被划成右派，她跟着受牵连。 家里那张曾国藩画像被烧的时候，她躲在办公室偷偷抹眼泪。 后来被迫写检讨，说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些年辛苦写的书稿也不敢拿出来。 1964年住进精神病院，医生让她好好休养，可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催着写历史问题材料，她跟护士说想出去透透气，这才有了去灵谷寺的那趟行程。 1980年代她的案子平反，南京博物院设了“昭燏学术基金”，现在去那儿还能看到她当年保护的青铜器。 她这一生就像自己名字里的“燏”字，明明是火光，却在那个年代被风雨浇得只剩灰烬。 可那些她照亮过的考古地层，那些被保住的文化根脉，不就是她留给我们的火种吗？现在读考古的学生们，怕是最有体会，课本里的“苍河文化”四个字，背后是一个女人用一辈子扛起来的责任。 如此看来，所谓文化守护者，大概就是像她这样，明知前路难行，却还是要把灯举下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