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刚取得胜利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我去台湾！ 咱们得把话说透。梅贻琦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那笔“庚子赔款”的退款。 大家都知道，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这笔钱，一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到了1948年，这笔巨款的流向成了大问题。梅贻琦心里清楚，如果他留在北平，这笔基金很可能就会被冻结，甚至切断。 他当时跟友人透露过：“我只有离开，才能保住这笔钱，保住清华的基金。” 为了这笔钱，他甚至放弃了带走家人的机会，自己一个人登上了南下的飞机。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让人唏嘘。当时梅贻琦手里有几张机票，他特意给当时清华的一位重量级教授送去了一张，这位教授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 冯友兰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信封都没拆，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冯老当时也是一腔热血，觉得新中国来了，我们要迎接新时代，还在家里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梅贻琦看着退回来的机票，什么都没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君子殊途，亦不强求。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飞离了被围困的北平，先到了南京，后来又去了美国，最后辗转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的梅贻琦，过得好吗？ 一点也不好。甚至可以说，很憋屈。 他在台湾，并没有马上复校清华，而是先搞了一个“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恢复清华大学？梅贻琦摇摇头，他觉得师资不够，图书不够，设备不够，如果强行挂牌，那是砸了清华的招牌。 宁缺毋滥，这是梅贻琦的骨气。 在台湾的那段日子，梅贻琦可以说是“守着金山讨饭吃”。 他手里攥着巨额的庚子赔款基金，这笔钱不仅养活了台湾的清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资助了其他的教育机构。 但是，他自己穷得丁当响。 他的夫人韩咏华后来回忆，梅贻琦在台湾住院期间，医疗费都捉襟见肘。当时国民党那边想给他一些“特支费”，让他改善生活，梅贻琦坚决不要。他说：“那是公家的钱，我梅贻琦个人怎么能动？” 这就很有意思了。你看当年的军阀、政客，哪个不是趁着乱世捞一笔？可梅贻琦，愣是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公是公，私是私，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2年5月，梅贻琦病重。他躺在台大医院的病床上，此时的他，已经瘦得脱了相。 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深褐色的手提包。这么多年，他走哪儿带哪儿，谁也不让碰。 很多人私下里猜，梅校长掌管基金这么多年，这包里是不是藏着什么金条、存折，或者是留给家人的私房钱？ 直到梅贻琦闭上了眼，停止了呼吸，秘书和家属才颤颤巍巍地打开那个神秘的手提包。 打开的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紧接着是难以抑制的抽泣声。 包里没有什么金条，也没有什么存折。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是清华基金的账目，每一笔，每一分，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除了账本，就是他在病中未写完的日记，以及几张未付清的医院账单。 这就是一代宗师的交代。他把千万资产留给了教育，把债务留给了自己。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弄人。 当年“南开先生”张伯苓选择留下。周恩来总理是张伯苓的学生，对老校长那是极力挽留，甚至托人送信说“老校长，不要去台湾”。张伯苓留下了，但结局并不圆满。晚年的张伯苓，看着自己心血浇灌的南开被拆分、调整，心里是什么滋味，咱们外人很难体会。1951年，他在天津黯然离世。 而梅贻琦虽然去了台湾，但他这一辈子，心里装的始终是那个完整的清华。 在新竹清华的校园里，有一块墓地，叫“梅园”。那里长眠着梅贻琦。 梅园里种满了梅花。每到冬天，寒梅傲雪，正如梅贻琦一生的写照——慢、稳、刚。 叶公超曾用这三个字评价梅贻琦。慢，是不急功近利；稳，是遇事不乱；刚，是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就像一个沉默的舵手。他没有像闻一多那样在街头振臂高呼，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政坛长袖善舞。他只是默默地守着学校，守着经费，守着那张书桌。 他觉得，政治是暂时的，教育是永远的。 如今，海峡两岸各有一所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厚重深邃，新竹清华小而精美。这两所学校，同根同源，校训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而连接这两所名校的纽带，就是梅贻琦。 他去台湾，不是为了逃跑，是为了延续香火。他带走的不是钱，是种子。 他在新竹那片荒地上，从无到有，建立起原子炉，建立起研究所，为后来台湾的科技腾飞打下了基础。而他做这一切的时候，穿的是旧长衫，吃的是粗茶淡饭。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非常想念北京的清华园。但他知道，回不去了。 他去世后，葬礼极尽哀荣。蒋介石送了挽联，陈诚亲自致祭。但我想，梅先生在天之灵，最想看到的，或许不是这些高官显贵的吊唁，而是两岸的清华学子，能坐在一起，聊聊学术，谈谈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