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缴获了两挺新机枪，却苦于没子弹，几天后，一个农民拉来一辆粪车，嘿嘿笑道：“这里面全是子弹。” 1943年的山东秋风里，两挺刚刚易手的日式92式重机枪，正躺在八路军的掩体后头生锈。 这对令人生畏的“大杀器”，此刻却成了前线指挥官心头最尴尬的烧火棍。枪是好枪，从鬼子手里硬抢下来的，射程远、威力大，可尴尬就在于它的口径——7.7毫米。根据地简陋的兵工厂连步枪子弹都造得磕磕绊绊，根本没模具去生产这种日式专用弹药。眼瞅着三里地外的炮楼上，日军穿着皮鞋巡逻踏出的“咚咚”声震天响，我们手里的机枪却因为“断粮”成了摆设，这种憋屈劲儿，在徐州附近的根据地蔓延。 而在封锁线严密的镇子上，一场关于“味道”的赌局正在悄无声息地拉开帷幕。 这盘棋的破局关键，竟是日军军火库后墙根那个毫不起眼的狗洞。 张士钊和杜全德（村里人喊他杜老五），就是那两个要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庄稼汉。38岁的张士钊是典型的山东汉子，因为左手虎口上有道吓人的月牙疤——那是五年前替周岁儿子挡鬼子刺刀留下的印记，让他干活时总带着股狠劲。杜全德年纪尚轻，背负却更沉：父亲因藏粮遭日寇残杀于老槐树下，妻女逃荒后杳无音信。两个有着血海深仇的庄稼人，平日里就在地头碰面，眼神往镇上一扫，就能看到鬼子那防守严密的军火库。 那是真严实，白天有狼狗，夜里有探照灯，连只苍蝇飞进去都得脱层皮。可心细的张士钊去镇上卖菜时，硬是瞥见了那点破绽：后墙根常年没人管，被野狗老鼠刨出了个脸盆大的洞。 为了这点可能存在的生路，两人揣着铁锹和柴刀，挑了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后半夜动了手。寒风如刃刮面，反倒恰好盖住了掘土的声响。那狗洞还是太小，杜全德负责放风，张士钊就撅着屁股一点点往外掏土，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才把那洞扩得能钻进去个人。杜全德仗着身子灵，像泥鳅一样从污秽的洞口蹭进去，衣服挂得稀烂也顾不上。 在那充斥着铁锈和机油味的黑暗里，他摸到了一个个沉甸甸的木箱。打开油纸封条，手指触碰到的是冰冷圆润的黄铜——全是崭新的7.7毫米尖头弹。箱子重，一箱得有百十斤，为了不弄出声响，这兄弟俩只能屏住呼吸，搞这一场心惊肉跳的“蚂蚁搬家”。里外配合，整整搬出来十几箱，清点下来足足两万发子弹。 但拿到货只是第一步，怎么运过那三道设卡严查的关口，才是真正的阎王殿。 日军为了封锁根据地，连老百姓带出城的针头线脑都要盘查，运柴火的都要把捆拆散了看。看着地头那辆刚从猪圈旁推出来的粪车，张士钊却突然拍了大腿——只有最极致的恶臭，才能让人自动退避三舍。 这大概是抗战运输史上，最具别样趣味的一次行动。为了护住这批宝贝，两人用油布把子弹箱裹了足足三层，严严实实地码在粪桶最底部，上头不仅盖满了从猪圈、茅房里掏来的浓稠粪浆和烂稻草，为了演得逼真，张士钊甚至把自己身上也泼满了粪水。那股冲天臭气，离着二里地都能把人顶个跟头，杜全德看着老大哥那副模样，眼眶发酸，想笑却只剩想哭的冲动。 天刚蒙蒙亮，这辆咯吱作响的粪车就摇晃到了城门口。守卡的日本兵和伪军翻译老远就捂住了鼻子，脸上全是厌恶。当刺刀试探性地还没碰到粪桶盖，就被那股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连连后退。 翻译官一脸晦气，手里的大枪还没举起来就赶紧放下，生怕沾了晦气：“快滚快滚！臭要饭的别挡道！” 张士钊卑微地低着头，满是老茧的双手死死攥着车把，手心里全是冷汗，若是这时候谁多看一眼那粪水下的轮廓，掉的可就是脑袋。但这层“恶臭铠甲”实在太管用，两人赶着车硬是一路有惊无险地穿过了镇子。等到转进无人的山路，那“咕噜咕噜”的车轮声才仿佛变成了欢呼。 当这辆能熏晕牛的粪车推进八路军驻地时，接应的廉部长和战士们先是被熏得皱眉，等看到张士钊从那污秽不堪的稻草底下，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箱箱金灿灿的子弹时，整个场面瞬间安静了。 整整13箱，两万多发7.7毫米重机枪弹，别说两挺机枪，就是一个排的火力都够了。指挥员的手都在抖，这哪里是子弹，这分明是两个庄稼汉拿命换来的复仇火种。张士钊看着大家激动的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污渍，露出了那个憨厚又解气的笑容。 不出半月，这两万发子弹便归位到了其应在的去处。那是真正的风暴，原本哑火的日式重机枪突然爆发，在山沟的伏击战里把毫无防备的鬼子冲锋队扫成了筛子。听说镇上的日军军官气得摔断了指挥刀，怎么也没想通这漫天的弹雨是从哪冒出来的。 自打那以后，山东地面上就流传开了“粪车双雄”的传说，甚至有了那句“粪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老话。直到许多年后，村口上了岁数的老人还会指着那张老照片念叨，当年的抗战不光是靠枪炮打下来的，还有我们老百姓用最土、最野、最有味的法子，给鬼子的一记响亮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