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乌克兰已有690万人逃往境外，加上境内370万流离者，超千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但这场逃亡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阶层烙印，基辅富人区的SUV连夜西逃，而贫民区的百姓却因凑不齐油费被困交火区。 更值得关注的是，外逃群体中43%是家庭年收入超5000美元的富裕阶层，他们带走了70%的中小企业主、65%的IT从业者和55%的农业技术专家，留下的企业和资产成了无主之物，而西欧国家对富人与普通难民的差异化对待，更让乌克兰战后重建蒙上阴影。 大家是否好奇，这些留下的财富最终花落谁家？富人们除了花钱免役还有哪些避战手段？ 富人外逃后，乌克兰境内的资产处置呈现出明显的权力主导特征，曾经的寡头企业和大型资产，不少以“战时国有化”名义被政府接管，比如知名的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厂，此前曾与中企达成收购协议，却被乌克兰政府强行收归国有，如今工厂已在战火中遭俄军导弹袭击，生产能力大幅受损。 中小企业的命运更为坎坷，老板跑路后，缺乏管理层和技术支撑，大多只能倒闭清算，部分有价值的资产被地方势力或军方相关人员低价收购。 黑土地上的农业资产同样如此，技术专家外逃后，先进农机无人操作，大片农田只能由老弱病残勉强耕种，部分优质农场被少数本地豪强接手。 这种处置方式并没有让普通民众受益，反而因企业倒闭导致就业岗位锐减，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大，财富集中的趋势在战争中被快速放大。 乌克兰富人与精英规避战争风险的手段，远不止“缴费免役”这一种显性操作，根据乌克兰“未来研究所”2023年报告，全国107个征兵站中73%存在灰色产业链，支付1.2万美元就能获得“慢性病证明”或“特殊技能人才”身份，这笔费用相当于乌克兰平均年薪的8倍，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更隐蔽的避战渠道来自海外关系和政治人脉，以色列成为众多寡头的首选避风港，该国《回归法》允许犹太裔人士抵达即获公民权，加上长达十年的海外资产免税政策，让不少乌克兰权贵得以顺利转移财富并定居。 泽连斯基的前商业伙伴季穆尔·明迪奇，涉嫌挪用1亿美元公款，在乌克兰执法部门突袭前几小时，正是通过以色列的移民渠道成功出逃，至今仍在海外避责。 还有不少精英借助“外交商务签证”滞留西欧，或通过战前早已铺好的关系网，为家人拿到欧盟居留权，将战争风险完全转嫁给普通民众，这些操作背后，本质是财富和权力构建的特权网络，让战争的代价只由底层百姓承担。 西欧国家对乌克兰难民的差异化对待，正在为乌克兰战后社会阶层固化埋下隐患，德国作为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每月为乌克兰难民提供的资金支持超过5.3亿欧元，单身成年人每月可领取563欧元“市民津贴”，政府还承担住房和医疗保险费用。 但享受这些福利的群体中，富裕难民占比不低，他们凭借资金和人脉，63%能在三个月内找到工作，还能获得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补贴。 而来自顿巴斯矿区的普通难民，失业率高达82%，只能挤在难民营中，甚至面临德国纳税人的不满，波兰的情况类似，政府为乌克兰富商子女提供的私立学校补贴，是普通难民儿童的5倍。 这种差异对待让富人与乌克兰本土彻底脱节，他们在西欧站稳脚跟后，战后大概率不会回国参与重建；普通难民则在海外遭受歧视，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回国后也缺乏资源改善生活。 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会让乌克兰战后的阶层差距进一步拉大，普通民众想要向上流动的难度大幅增加。 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失，不仅掏空了乌克兰的劳动力，更造成了严重的权力真空，战前4100万人口的国家，如今实控区仅剩2800万人，18-35岁男性不足300万，哈尔科夫州的征兵办公室已不得不将招募目标转向残疾人和癌症患者。 精英群体的外逃让政府治理、企业管理、技术研发等领域人才严重匮乏，权力真空逐渐被军方势力和寡头残余力量填补。 同时，乌美达成的重建投资基金协议规定，乌克兰需将矿产、油气等自然资源未来货币化收入的50%注入基金，由两国政府共同管理，这意味着战后乌克兰的核心财富将被国际资本和少数权力阶层掌控，普通民众很难从中受益。 财富集中与权力真空相互叠加，战后乌克兰可能会形成“少数人掌权、少数人受益”的格局，普通百姓的生活改善将面临巨大挑战。 乌克兰的这场危机，本质是战争催化下的阶层重构，富人与精英用财富和权力规避了战争风险，却把重建的重担和社会撕裂的代价留给了底层民众。 留下的资产没有普惠民生，反而成为权力阶层的战利品；西欧的差异化对待加剧了阶层分化，让战后重建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权力真空与财富集中的叠加，更让乌克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你认为乌克兰战后能打破阶层固化的困境吗？如果富人与精英不愿回国，乌克兰的重建之路该如何走？ （本文信源：乌克兰富豪集体跑路 最富的前100位跑了96个-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