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问伟人：为何称方志敏烈士为民族英雄，而不是人民英雄？ 1958年，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在梅岭修建了方志敏烈士墓，将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方志敏烈士之墓！盛赞其为“民族英雄”。在一旁的汪东兴问伟人：“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有何不同？” 伟人停下脚步，目光望向梅岭深处，那里安葬着那位36岁就慷慨就义的烈士，语气凝重却清晰：“人民英雄，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而民族英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存续挺身而出！方志敏同志，两者皆是，但他的壮举，更刻着民族的脊梁！” 这话让汪东兴陷入沉思，也让在场众人想起了方志敏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方志敏潜回家乡弋阳，仅凭一腔热血点燃革命火种。没人想到，这个书生模样的人，能拉起几万农民暴动，在赣东北的深山里建起“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没有外援、环境封闭，却硬生生发展成横跨赣闽浙皖四省、人口百万的红色苏区，还被中华苏维埃政府评为“苏维埃模范省”。他把落后的农村打造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革命阵地，连毛主席都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盛赞他的路线正确。 可真正的考验，是1935年的北上抗日。当时日军铁蹄践踏华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孤军深入敌后，想牵制敌军、唤醒民众。谁料遭遇十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剿，在冰天雪地的怀玉山，部队弹尽粮绝，他本有机会突围，却因牵挂被困的战士，毅然转身，最终被俘。 敌人以为抓住了“大官”，能榨出油水，可搜遍他全身，只找到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连半个铜板都没有。监狱里，劝降的人络绎不绝，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方志敏只回了一句话：“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 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字里行间没有抱怨，只有对祖国的眷恋和对民族未来的期盼——“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这些文字，成了民族危亡之际最振奋人心的呐喊。 伟人继续说道：“方志敏同志在狱中，想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中国的自由平等’，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他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他的斗争，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摆脱屈辱、挺直腰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最纯粹的民族英雄？” 顿了顿，伟人补充道，“人民英雄的功绩在解放民众，民族英雄的功绩在拯救国家，方志敏把两者融在了一起，用生命诠释了‘爱国’二字的重量。”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谁能想到，这位创建了两支主力红军、培养了数万将士的军事家，生活清贫到极致；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在狱中用文字筑起另一条防线。他拒绝所有诱惑，哪怕敌人用酷刑折磨，也始终坚守信仰，最后慷慨就义时，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牺牲，不仅是一位革命者的落幕，更是一位民族脊梁的挺立。 后来，人们在整理方志敏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写下的《狱中自述》，里面详细记录了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史，也写下了自己对信仰的执着：“头颅可以断，信仰不可移，气节决不丢”。这些文字，成了后人了解那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珍贵财富，也印证了伟人对他“民族英雄”的赞誉绝非虚言。 其实，民族英雄与人民英雄从来不是割裂的。为人民解放而战，本质上就是为民族存续铺路；为民族危亡挺身而出，最终也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方志敏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英雄，既能扎根群众、为百姓谋福祉，也能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取义、义无反顾。 伟人的题词，不仅是对一位烈士的肯定，更是对所有为民族牺牲的英雄的致敬。方志敏的精神，就像梅岭的青松，历经风雨而常青。他的清贫、他的执着、他对祖国的热爱，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民族的脊梁不能弯，爱国的初心不能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