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那些动不动谈与国际接轨的，其实质就是叛国。”他点名北大法学院“公布境外资金的规模和去向”。 项立刚虽然是搞技术出身，但这次盯上的点确实戳中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法律领域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命脉，容不得半点含糊，更别说让外国资金在这个领域里悄无声息地流淌二十年。 北大法学院下属的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和瑞典隆德大学瓦伦堡研究所的合作，从 2004 年延续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思维惯性，也足够让一项 “学术合作” 变成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 瓦伦堡研究所名义上是公益信托，挂靠在隆德大学，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这就意味着它的运作不可能完全脱离瑞典的国家意志，所谓的 “纯粹学术交流” 不过是块遮羞布，国际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慷慨解囊。 教育部早就有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必须在章程中写明资产数额、来源、性质以及财务制度，接受的捐赠财产也要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公开使用和管理。 但北大这个项目显然没把这些规定当回事，项立刚只是要求公开资金的规模和去向，看看钱花在了哪里，谁从中受益，就被一句 “无义务” 怼了回来。 作为一所用国家资源扶持、享受公共福利的顶尖高校，旗下机构拿境外资金开展涉及国家核心法律领域的项目，竟然拒绝向公众交代，这种底气不知道来自哪里。 更值得留意的是这个项目的产出 —— 三百多名高端法律人才。这可不是小数目，这些人毕业后大多进入了高校、立法机关、法院、检察院这些要害部门，相当于在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地带埋下了三百多颗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芽的种子。 他们在求学期间接受的是瓦伦堡研究所资助的课程，其中还有两门由外籍客座教授用英文讲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很难不受到资助方的影响。 西方一些国家早就擅长用学术资助的方式输出意识形态，2021 年曝光的西方学者在香港的 “科学实验” 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德英澳等国的学者拿着欧盟的资金，用几百港元的劳务费激励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参加反政府游行，还美其名曰研究 “政治参与”，最终目的就是煽动长期的政治对立。 这个案例和北大的合作项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资金支持影响特定群体，只不过一个是短期煽动，一个是长期培育，后者的影响更隐蔽也更深远。 再看看瓦伦堡研究所的背景，它的现任所长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这类机构长期打着 “人权” 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资助方，其资金流向从来都和瑞典的外交政策紧密挂钩，所谓的 “人权援助” 不过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我国早有前车之鉴，2009 年北大法学院另一个接受境外资助的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就因资金来源不透明被撤销，同年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也因境外资助未依法纳税被取缔，这些案例都说明境外资金在敏感领域的流动必须受到严格监管。 教育部的实施办法里写得清清楚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必须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但北大这个项目显然绕过了这些监管，二十年不公开账本，拒绝公众质询，很难让人相信其中没有违规操作。 法律领域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立法、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必须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利益，而不是被境外资金牵着鼻子走。 三百多名进入要害部门的法律人才，他们的专业判断和思维方式难免会受到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影响，如果这些教育内容背后有境外势力的刻意引导，那么未来在制定法律、审理案件时，就可能出现偏离国家利益的倾向。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类似的渗透，通过学术资助培养代理人，最终影响国家政策走向，这种软渗透比硬干预更难防范。 或许有人会说学术交流应该开放包容，但开放不等于无底线，包容不等于无监管，尤其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任何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公开、透明、合法的基础上。 瑞典方面愿意持续二十年投入资金，不可能是单纯为了帮助中国培养法律人才，背后必然有其战略考量，要么是为了输出西方的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要么是为了在我国法律界培养亲近西方的力量，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公众要求公开资金去向，本质上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对学术主权的捍卫，而北大法学院的强硬回应，不仅没有打消公众的疑虑，反而让这种疑虑变成了更深的不信任。 在如今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任何涉及核心领域的境外合作都应该被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这不是对学术自由的干涉，而是对国家利益最基本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