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判10年的地下党戴中溶狱中惊醒，却突然发现牢门大开，守卫无踪，满院死寂。这是陷阱还是生机？他攥紧衣角不敢迈步。 戴中溶当时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的一处监狱，离“渣滓洞”不过几条街。他清楚，那些地方里关着的是跟他一样，甚至身份更重要的同志。 几天前，他听见远处传来间断的枪声，夜里久久不断，他没敢多想。如今牢门洞开，他脑子里却全是那一夜的声音。 他不是没见过这种情形。1948年，戴中溶被捕前就知道重庆的地下党组织正遭到全面破坏。那年春天，军统“特别行动组”在城里布下网，抓捕行动一次比一次狠。 “五人小组”特务系统借着假情报制造内讧，几十名同志被抓，被杀。戴中溶就是那时在一次传递资料过程中被捕。 被捕之后，戴中溶没松过口。他知道江姐、许建业、宋振中这些名字，也知道他们在哪。他们不在外面，就在墙那边的牢房。 敌人不是没试过动摇他，几次深夜单独提审，拳脚，电刑，嘴里塞满破布。戴中溶一度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他把信息藏在鞋垫下，把路线画在烟盒里，全烧了。 他想的是，组织还在，资料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1949年11月初，消息断断续续传进来，说解放军到了长江边。戴中溶只听说过这话，他不敢信。重庆到武汉有多远？国民党真会就这样走了？ 监狱里曾经有人被“假放”出去，结果一出门就被枪决。戴中溶每次想到那口闷枪，背上都冒冷汗。 当戴中溶踏出牢门，来到值班室，看见那碗结冰的稀饭，和地上断成两截的筷子，他心里才真有了一丝动摇。这不像陷阱，像是真的有人逃了。 他沿着小巷悄悄往外走，看到大街上有些人家门虚掩，有人躲在门缝后面，望着他，又急忙躲回去。 直到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徽章在阳光下晃眼的时候，他才低声说出：“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戴中溶，我已失联一年半。”战士把水递给他，递水那人叫李国俊，是从东北一路打下来的。 李国俊说：“我们来的时候，白公馆刚起火，有人试图掩盖杀人证据。”戴中溶眼一黑，差点坐地上。他知道，江姐他们，恐怕就在那里。 戴中溶后来成了重庆解放初期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参与清理敌特残余。他去过渣滓洞遗址，看到墙上刻着“宁死不屈”四字。他知道是谁刻的，也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戴中溶在总结里写：一个党的胜利，不靠喊口号，是靠江姐这样的血，是靠渣滓洞里那几百具无名尸骨，是靠有人不信一枪能结束信仰。 每年十一月，戴中溶都穿上那件他出狱那天穿的破棉衣，去祭奠那些没能等到天亮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