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1937年苏家四兄弟出川抗日前的合影，心里真不是滋味。四兄弟全部为国捐躯，老母亲得知噩耗哭瞎双眼，太悲壮了。 空荡荡的院子里，瞎眼的老母亲总在摸那四双布鞋——针脚密得能数出三十针一寸，是她当年连夜纳的，如今鞋面磨出毛边，像极了她枯槁的手指。 照片里的四兄弟站得笔直，粗布衣裳洗得发白，旧枪的木托被汗水浸得发亮，脚下的草鞋沾着蜀道的泥。最打眼的是他们的眼睛，亮得像夜路尽头的星子，藏着“此去难归也要去”的倔劲。 没人知道，这双眼睛后来会映出多少炮火。那年川军出川的号角吹破了天，350多万四川子弟背着锅盔、揣着家书，踏过剑门关的险，往枪林弹雨里钻——苏家四兄弟就是其中四个，普通得像田埂上的草，却把根扎进了战场的泥。 老三是运输队里最细心的，出发前把母亲塞的腊肉切成小块，分给了十五岁的小战士。后来敌机轰炸，他扑在弹药箱上，子弹穿透胸膛时，手里还攥着物资清单，“苏家老三”四个字被血浸得模糊，却没少一笔。 消息传到老家，老母亲正纳第五双鞋。她总觉得四双不够，想着儿子们回来脚肯定磨破了。可那天针扎进手指，血珠滴在鞋面上，像极了往后无数个哭湿枕头的夜。 老二守的阵地被炮火削低了三尺。他给家里写过信：“娘，打完仗带您看成都的电灯。”信没寄出，就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战友说，巨响后红旗又飘起来了，只是再没人听见他喊“娘”。 老大总把弟弟们护在身后。阻击战那天，他替老四挡了炮弹，弥留时攥着老四胳膊：“活下去，给娘报平安。”这句“平安”，成了全家永远等不到的诺言。 老四拼到了最后。反攻战的阵地上，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直到敌人的枪托砸在他头上。口袋里半块锅盔有牙印，像极了他小时候啃母亲做的麦饼的样子。 四个儿子的消息，从秋传到夏。最后一个噩耗来时，老母亲正摸院子里的老槐树——四兄弟小时候爬过的树。她没哭出声，坐门槛上从日头升到月亮出，再后来，邻居听见她对着空屋子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眼睛再也看不见树影了。 再看那张合影，四兄弟的脸模糊了，眼里的光却比任何时候都亮。他们或许没想过当英雄，只觉得“日本人打来了，咱得去”；或许也怕过，怕吃不上娘做的腊肉，怕地里的麦子没人收，可脚还是迈向了前线。 当年出川的四川子弟，伤亡过半。他们穿最破的衣、拿最差的枪，却在台儿庄、淞沪，用命拼出“无川不成军”的威名——这威名里，有苏家四兄弟的血，有老母亲哭瞎的眼，有千万个家庭的破碎。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冬天穿单衣打仗是什么滋味；我们吃热饭时，也很少想这饭里藏着多少人的命。可老母亲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不就是要我们记住吗？记住草鞋踩过的路，没送完的家书，“活下去”的诺言。 我们总说“铭记历史”，可历史究竟是什么？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还是老母亲手里那四双磨旧的布鞋？ 是那些穿粗布衣的年轻人，把“家”缝进衣角，把“国”扛在肩上；是那些破碎的家庭，把眼泪咽进肚子，把希望留给后来者。 苏家四兄弟不是大人物，老母亲也不是英雄，可他们用最普通的血肉，筑起了今天的安稳。 那张合影还在，老母亲的布鞋或许早已不在，可那些故事、那些眼神、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娘，我回来了”，都该刻在心里——刻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