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汉奸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为什么不说话？”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语为耻。” 留日多年啊！他不是不会说日语，是打心底里瞧不起这门侵略者的语言！早年间刘文典赴日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钻研古籍，日语说得比不少日本人还地道，可那是为了研读汉学典籍，为了把咱们老祖宗的学问琢磨透彻，从来不是为了在侵略者面前低头。那天日本人闯进他家时，书桌上还摊着没校完的《庄子补正》，笔墨都没干，书架上的线装书被翻得乱七八糟，珍贵的手稿散了一地。 汉奸翻译官还想逼他开口，伸手就要推搡，刘文典猛地一甩袖子，眼神像淬了冰：“你算什么东西？帮着外人欺负自己同胞，还有脸站在这里耀武扬威！”他这辈子最看重两样东西，一是国学，二是民族气节。在北大教书时，他就常对学生说：“读书人可以贫，可以贱，但不能没有骨头！”北平沦陷后，不少教授要么选择附逆，要么仓皇逃难，刘文典却想着把馆藏的珍贵书籍转移出去，直到日本人找上门来，他都没舍得丢下那些带血的典籍。 日本人早就听说过刘文典的名气，想让他出来主持伪教育机构，以为凭着留日经历和枪口威胁，他总会屈服。可他们忘了，刘文典研究的是庄子，骨子里却藏着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气。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宁肯被抄家，宁肯挨饿受冻，也绝不松口。有个日本军官假惺惺地说“尊重学者”，想送他粮食和药品，被他一口唾沫啐在地上：“侵略者的东西，脏了我的地！” 后来刘文典辗转南下，一路颠沛流离，身上的衣服磨破了，鞋子走烂了，怀里却始终抱着几本珍贵的古籍。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条件艰苦到极点，教室里漏雨，宿舍里挤满了人，他却照样穿着打补丁的长衫，在煤油灯下给学生讲课。有学生问他，当初面对日本人的枪口怕不怕，他摸了摸下巴上的山羊胡，笑了笑：“怕？我怕的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教书育人的本分！要是为了活命就当亡国奴，那我这辈子研究的学问，岂不成了笑话？” 世人都知道刘文典狂，他敢顶撞蒋介石，敢说“天下懂庄子的，除了庄子本人，就只有我刘文典”，可这份狂，从来都建立在民族大义的底色上。他看不起趋炎附势的小人，更鄙视卖国求荣的汉奸，在他眼里，学问再大，没有气节也是空谈。留日的经历让他比谁都清楚，日本人的“文明”背后藏着多少野蛮，所谓的“大东亚共荣”不过是侵略的遮羞布，他越是懂日语，就越痛恨这些拿着枪炮践踏华夏土地的侵略者。 抗战那些年，刘文典没少受委屈，没钱买米，就跟着学生一起挖野菜；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备课。可他从来没抱怨过，反而常说：“比起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我们能活着教书，能守住学问的火种，已经是万幸。”他把对侵略者的痛恨，都化作了教书育人的动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骨气、有学问的学生，用另一种方式抗击着侵略。 如今再回望那段历史，刘文典的那句“我以说日语为耻”，不是狭隘的排外，而是一个读书人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因为有太多像他这样有骨气的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才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这种深入骨髓的民族气节，比任何学问都更值得我们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