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汉奸陶锡三在家里宴请日军。突然，她听到女儿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陶锡三跑过去一看，几个鬼子正在撕扯她女儿的衣服，陶锡三当时是当地维持会会长，为讨好日军，平日里对鬼子的恶行视而不见，甚至帮着欺压同胞。 要理解陶锡三为何会陷入那晚的绝境，必须回溯他成为“会长”之前的人生轨迹，陶锡三并非市井无赖，相反，他是南京本地颇有根基的士绅。 他早年毕业于南京格致书院，更有赴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的经历，这段留学背景，成为他一生与日本产生复杂关联的起点。 回国后，他步入江苏政界，曾任咨议局议员、省政法学校校长，甚至当选过省众议院议员，若时光停留在此，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记载。 然而，时代的洪流猛烈转向，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陶锡三选择了退出政界，转而投身于慈善领域。 他长期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这个身份在承平时期为他积累了社会声望，红卍字会是一个慈善组织，而正是这个组织，在接下来的巨大灾难中，扮演了极其特殊且矛盾的角色。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整座城市坠入地狱，在日军的纵兵杀戮下，数以十万计的平民遇害，尸体堆积如山。 这时，陶锡三领导的红卍字会，在获得日方“许可”后，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尸体掩埋工作。 根据该会战后呈报的资料，自1937年12月22日起，其掩埋队最多时达六百人，在城内外活动，最终掩埋尸体超过四万三千具。 这是一项出于人道、也无比悲怆的工作，日军当时主导的“南京特务班”在报告中亦提及，红卍字会的埋尸活动是在其“指挥下”进行的。 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意味着陶锡三及其慈善组织，在最残酷的时刻，其活动已被纳入了占领军的秩序管理框架之内。 或许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加上他留日的背景和本地士绅的地位，使他进入了日军物色代理人的视野。 1938年元旦，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陶锡三被推举为会长，这个委员会是日军扶植的傀儡组织，目的在于协助管理市政、控制难民，并试图向外界展示“秩序恢复”的假象。 从这一刻起，陶锡三公开的面具从慈善家变成了日占当局的合作者，他的雪佛兰轿车，据传是没收他人资产而来，成了他新身份的象征。 他的职责，从掩埋死难同胞的遗体，扩展到为占领军服务，包括协助驱散安全区的难民、征集物资，甚至据一些资料所述，参与了强征“慰安妇”的罪恶行径。 他试图在征服者与故土之间走一条钢丝，既想保全自身地位与财产，又或许抱有一丝利用身份减少局部苦难的幻想，然而，侵略逻辑的本质，注定这条钢丝下方不是坦途，而是深渊。 那场改变一切的元宵宴，便是坠落深渊的开始，陶锡三精心准备，远至镇江采购食材，极尽逢迎之能事。 他或许以为，这场宾主尽欢的宴饮，能进一步巩固他与“新主人”的关系，为家族在乱世中求得一座稳固的靠山。 但他彻底误判了，在侵略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平等，更遑论友谊，他所担任的“会长”一职，在日军眼中，不过是一个便于驱使、用以管理奴仆的“工头”角色。 当他女儿的哭喊声响起，而日军军官轻松地将之定性为“玩笑”，并制止他干涉时，这赤裸裸地揭示了他在对方眼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工具，甚至其家人也被视为可随意处置的“战利品”的一部分。 更具讽刺性与摧毁性的一幕在于，当他向在场的日军高级军官求助时，对方的反应并非主持公道，而是觊觎。 有记载称，军官反而要求将他的姨太太和女儿“送”给自己，暴力从底层士兵的肆意妄为，瞬间升级为上层军官明目张胆的掠夺。 陶锡三试图通过攀附强权来构筑的家族安全壁垒，在强权本身的野蛮面前，薄如蝉翼，一击即碎。 这一事件对他个人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此前，他或许还能用“维持治安”、“委曲求全”来自我说服。 但当暴行直接降临于自己的骨肉至亲，所有的借口和幻想都被血淋淋地扯碎，他亲身品尝到了自己协助维持的“秩序”之下，那无法无天的残酷本质，这种残酷并不会因为合作者的身份而有丝毫减免，这正是依附哲学的终极破产。 家变之后，陶锡三与日军的关系急转直下，他多次提交辞呈，并在信中流露出一丝悔意，称“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军起初并未轻易应允，据载其住宅甚至遭到日军士兵的洗劫，连珍藏的佛经道书亦未能幸免。 直至数月后，他的辞职才被批准，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陶锡三并未从此彻底退出，不久后，在伪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温宗尧的拉拢下，他又出任了立法委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陶锡三的昔日行径被清算，他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48年，在刑满释放后不久，他因脑溢血在南京去世。 陶锡三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身败名裂，更在于他的人生选择，为后世提供了一面刺眼的镜子：国权不立，民权何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故事，终究是家难与国殇深刻互注的一个苦涩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