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二奶奶去世，出殡时，黄春病得走不动，白玉芬提出不要让她去送葬，白景琦却嚷道：“她是二房长媳，不去像话吗？” 白景琦的意思，又不用她走路，可以坐轿，人一定要去。 但当时大热的天，黄春躺在屋里都喘不上气，更何况是在轿子里。 但白景琦不听，只一个劲地嚷：“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还有没有孝心了？” 黄春是白景琦的原配妻子，也是白家二房的长媳。她性格温顺，做事周到，从进白家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大家族的体面。二奶奶在世时，她几乎是“完美儿媳”的样板，对上孝顺，对下宽和，对妯娌、姑嫂也尽量周全。正因为这样，白景琦心里默认，二奶奶的葬礼上，黄春必须在场，才算对得起这份情分。 问题在于，黄春那时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多年操劳加上旧病缠身，她几乎常年被药罐子陪着。大热天里，她躺在屋里都要靠人不断打扇、喂药，才能勉强维持呼吸。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硬要她出门，本身就是一种折磨。白玉芬作为大姑姐，最清楚黄春的身体情况，所以才提出“别去送葬”，出发点是心疼弟妹，而不是跟谁赌气。 白景琦却不这么看。在他的价值排序里，家族礼仪、脸面、孝心，永远排在个人感受前面。他觉得黄春是二房长媳，二奶奶又是白家真正的“主心骨”，长媳不出现在出殡队伍里，就是“不像话”。他并不否认黄春病得厉害，只是坚持“坐轿去，不用走”，在他看来，这已经是给足了体谅。这种逻辑，本质上是把黄春当作家族结构中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一个有极限、有痛苦的活人。 这一幕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传统大家族里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以白景琦为代表的“家族本位”，强调规矩、名分、体面；另一种是以白玉芬为代表的“人情本位”，更看重亲人的身体和感受。白景琦并非冷血，他对二奶奶有深厚感情，对黄春也并非没有心疼，只是在“孝心”和“规矩”面前，他习惯牺牲的是个体的舒适度，甚至是健康。 从人物性格看，白景琦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逻辑。他从小被二奶奶宠大，又被教养成“有担当、有血性”的白家传人，对家族荣誉有着近乎偏执的维护。他敢闯、敢拼、敢和整个世道对着干，但在家族内部，他又是传统伦理最坚定的执行者。他可以为了生意跟洋人硬刚，却不会为了妻子的身体去“破例”。这种矛盾，让他既显得有骨气，又显得有些冷酷。 黄春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她始终处在这种价值冲突的夹缝中。她明知道自己撑不住，却也明白白景琦那句话的分量：“还有没有孝心了？”在那个环境里，“不孝”是一顶能压垮人的帽子。她若坚持不去，很可能被说成“不懂事”“不给老太太面子”，甚至被贴上“不贤惠”的标签。为了不给丈夫难堪，也为了保住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 从故事走向看，黄春在送葬途中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没能熬过去。她的死，表面上是旧病复发、劳累过度，深层原因却是长期被家族角色绑架的结果。她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做孝顺儿媳，做贤惠妻子，做温柔母亲，唯独很少有人真正问过她累不累、痛不痛。她的死，是整个大宅门对女性的某种“制度性忽视”的集中爆发。 白景琦在黄春死后，悲痛欲绝，但他的悲痛更多停留在“失去亲人”的层面，很少真正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可能会后悔那天逼得太紧，却未必会否定“长媳必须送葬”的原则。这正是传统家长式男性的典型局限：他们重情，却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安排”别人的命运，很少真正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尊重。 从剧作角度看，这场戏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制造了一个“坏人”，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家庭结构：在“孝心”“规矩”“体面”这些看似正当的名义下，无数个体的痛苦被合理化，甚至被要求“自愿承受”。黄春不是被某一个人害死的，而是被一整套话语和结构慢慢耗尽的。 这段情节也提醒观众，传统伦理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它里面也有残酷的一面。所谓“孝道”“长媳”“名分”，如果不与对人的尊重结合起来，很容易变成一种压迫工具。白景琦的爱，是真的；他的心疼，也是真的，但他的观念，让他最终亲手把黄春推向了绝路。 从更大的社会背景看，《大宅门》写的虽是清末民初的家族故事，反映的却是一个延续很久的问题：在以父权和家族为中心的结构里，女性往往被要求为“整体”牺牲“个体”。她们被赞美为“贤惠”“懂事”“识大体”，却很少有人问一句：“你自己想要什么？”黄春的死，是对这种结构最沉痛的控诉之一。 黄春的故事，放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很多家庭里，类似的逻辑仍在以不同形式上演：打着“为你好”“为了这个家”的旗号，要求某一个人牺牲健康、时间、尊严。我们在感叹黄春命苦的同时，也不妨多问一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在用“规矩”和“面子”，压着某个最亲近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