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中将赶到民政部，要求追认红34师6000多名牺牲将士为烈士。某司长讲：“首长，按照规定，烈士追认必须有……。”韩伟中将怒斥：“34师就剩我1个团级干部了，我上哪里去找证明人……” 红34师，一支由6000多名热血闽西子弟组成的部队，他们的命运，是长征路上最悲壮的一笔。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他们是中央红军的“绝命后卫”。 那是1934年11月，红军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正面临最要命的第四道——强渡湘江。蒋介石调集重兵，誓要把中央红军堵在湘江东岸，一举歼灭。中央军委下了命令：红34师，你们负责全军后卫，死死拖住敌人，掩护主力渡江。 “拖”这个字，在战争里，往往就意味着“牺牲”。 红34师面对的是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他们就像一块礁石，被血红的湘江水和潮水般的敌军反复冲刷。原本计划阻击三天，结果他们硬是顶了三天三夜，把几乎所有的弹药、全部的血肉都砸了进去。 湘江之战的惨烈，是很多数据都无法完全概括的。中央红军出发时的8.6万人，硬生生打到只剩下3万多人。红34师呢？他们完成了任务，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但他们自己，却被敌人彻底围困在了湘江东岸，孤立无援，成了一支“断了线的风筝”。 在极端困境中，师长陈树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突围游击，突围不成，牺牲革命。” 他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突围，韩伟带着100团断后。 红34师的结局，真的让人难以承受。 师长陈树湘，这位年仅29岁的师长，在突围中腹部中弹，肠子外流。他被敌人俘虏后，趁着敌人不备，用手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实践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他牺牲后，头颅还被残忍地挂在长沙城门外“示众”。 韩伟这边，带着剩下的三百多人，在黑夜中突围，却撞上了上千追兵。战斗打到最后，只剩下三十几人，被逼到了宝界岭的悬崖边。为了不被俘虏，给后面的战友争取生机，韩伟和几名干部选择了跳崖！ 幸运的是，韩伟和另外两个战友被树枝挂住，捡回一条命。可他后来的回忆里，这份“幸运”带来的，更多是沉重的思想包袱。 他曾是毛主席的第一任警卫排长，关系匪浅。可湘江战后大半年，韩伟都不敢去见主席。他觉得自己“打得不好”，带着几千闽西子弟兵出来，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就剩下自己这个团级干部，“对不起他们家人！” 直到1938年，毛主席把他叫去，没有批评，反而是一句温和的调侃，“警卫排长还是老样子，一根毛没少，下巴上还多了不少。” 主席更是开导他：“你活下来就是功劳，要放下包袱，为死去的弟兄们继续战斗！” 新中国成立，授衔了。很多人觉得，韩伟最多够得上少将。可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授他中将。 主席说，“这个中将，是替6000多烈士收的功勋。” 这话太有分量了！它绕开了所有的功过争议，把韩伟个人的一切荣誉，都和湘江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枚中将肩章，不再仅仅属于韩伟，它代表着那6000多名没有名字、没有墓碑的闽西子弟兵！ 可这份“荣誉”，也成了韩伟晚年最大的心病。 他急着去民政部要求追认烈士，得到的却是“必须有证明人”的回复。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全军覆没”这四个字的残酷性。活下来的人，成了“孤证”，他去哪里找第二个、第三个能证明牺牲者身份的战友呢？ 韩伟的怒斥，不是在对人发脾气，而是在对那段惨烈历史的悲愤发泄。他对不起的，是那6000多名将士的家人，他想给烈士们一个名分，却连一纸证明都拿不出来。 在他晚年，他最惦记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寻找陈树湘师长的遗骸；二是要求死后将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他老家在湖北，但他坚持：“我带的兵都死在了湘江，死后，我也得跟战友们在一起。” 1992年，韩伟将军逝世。他的儿子韩京京遵循父亲遗愿，把骨灰送到了福建龙岩的闽西革命公墓。在当地，很多人亲切地叫他父亲“扩红团长”——原来红34师的六千子弟兵，大多都是当年韩伟征募来的。 韩伟的骨灰，成了闽西革命公墓里唯一一位非福建籍的将军。他是以“永远的团长”的身份，魂归闽西，去陪伴他永远的弟兄们。 历史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关于红34师的故事，仍在被讲述和寻找。 陈树湘师长的遗骸，直到2013年才确切找到了安葬处，并于次年立碑。而红34师的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韩伟将军的经历，是英雄与悲剧的复杂交错。他活下来，为中央红军保留了火种，最终成为开国中将；但他活下来，也背负了6000多战友的生命之重。他的中将肩章，是功劳，更是一份无法弥补的亏欠。 我们今天讲述这个故事，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名字、一个数字，更是要记住这种“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的精神。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红34师这样的英雄部队，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