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而是要考虑中日战争爆发后，咱们应该怎么收场。 首先绕不开的就是美日同盟这层关系。1960年签署并延长至今的《日美新安保条约》，是影响收场走向的核心变量之一。 根据条约第五条，美国虽表态钓鱼岛属于适用范围，但条款中使用的助动词是“will”而非“should”，仅强调意愿而非义务，再加上美国《战争权力法案》要求对外宣战需总统和国会共同决定，这就给美国的干预留下了极大的模糊空间。 历史上美国从未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为盟友火中取栗，当年的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早已证明，一旦战局超出预期，美国优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 就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这里距离中国大陆近而离关岛远，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却非美国核心关切，真爆发冲突，美国大概率不会直接出兵，更多是象征性支持，比如增派航母编队游弋、提供情报支持等，这种有限介入会直接决定战争的规模边界，也为收场设定了基本框架。 军事层面的收场博弈，还离不开双方的力量部署与作战能力。日本防卫省早已明确计划，从2025财年起部署数百架攻击型无人机，涵盖国产与进口型号，重点强化西南方向岛屿防卫。 这意味着战争若爆发，西南诸岛大概率会成为争夺焦点，而收场时的领土控制归属，将直接影响谈判的筹码天平。 但要注意，现代战争的收场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占领，更要看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二战后日本的处置方案，是由中、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主导制定的，这一历史案例说明，大国协作是战后收场的关键。 如今联合国的作用更显重要，若战争爆发，无论哪一方想实现体面收场，都需要争取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至少要避免被贴上“侵略”的标签，而这又会牵扯到更多大国的利益博弈，让收场过程变得异常复杂。 国际舆论与外交认可，也是战争收场不可或缺的环节。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实现了战争目的，但这背后是列强的利益交换与默许。 如今的国际格局早已不同，多边主义成为主流，任何一方想通过战争获取利益，都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外交伙伴，而日本则依托美日同盟获得部分国际支持。 战争爆发后，双方都会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指责对方的战争责任。收场时，若没有足够的外交共识，即使达成军事停火，也可能陷入长期的外交孤立与经济制裁。 就像二战后的德国，只有彻底承认战争罪行、获得受害国认可，才实现了真正的和平收场。 中日之间若爆发战争，收场时必然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战争责任认定，这需要双方拿出足够的诚意与妥协，而这在战争对抗的情绪下很难实现，大概率需要第三方大国的斡旋调解，这又会让收场过程充满变数。 还要考虑战争规模对收场的影响。若只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比如钓鱼岛附近的执法力量对峙或擦枪走火，收场相对简单，可能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恢复战前状态。 但若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涉及双方本土安全，收场就会异常艰难。日本的本土防御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而中国的本土防御体系早已成熟，全面战争一旦爆发，大概率会陷入持久战。 历史上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从进攻到投降历时四年，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如今中日两国都是经济大国，战争的消耗会远超想象，2025年日本的防卫预算持续增加，中国的国防实力也不断提升，这种实力对等的局面会让战争很难快速结束。 收场时，双方不仅要解决军事停火、领土归属问题，还要处理战争赔偿、难民安置、环境修复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协商与合作，而战争带来的仇恨与隔阂，会让这些协商变得异常艰难，甚至可能出现停火后再次冲突的情况。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会进一步搅乱战争收场的进程。美国的亚太战略核心是维持地区霸权，中日战争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能削弱双方实力，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因此，美国可能在战争初期隔岸观火，在双方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再出面斡旋，逼迫双方接受有利于美国的收场条件。 《日美新安保条约》的模糊性，让美国可以灵活调整干预程度，既可以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支持，又可以在关键时刻退缩，避免自身陷入战争。 这种投机性的战略选择，会让中日战争的收场充满不确定性，双方都可能被美国当作博弈的筹码，最终的收场结果可能并非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而是美国的战略需要。 这就像冷战时期的诸多局部战争，收场往往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协商，而非战争双方的意愿，中日战争若爆发，大概率也会陷入这种大国博弈的漩涡，让收场过程更加复杂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