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评价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就是因为总有难题不断产生，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导致十几万大军陷入绝境。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最初的计划很明确：在新安镇一带设伏，对黄百韬兵团打一场准备充分的阵地攻坚战。当时华野已经摸清了黄百韬的部署，各纵队也占据了有利地形，就等敌军进入口袋阵后关门打狗。 可谁也没料到，国民党军突然调整部署，命令黄百韬兵团迅速西撤，向徐州靠拢，与邱清泉、李弥兵团汇合。 这一下，华野精心筹划的作战计划彻底作废，不得不从预设的攻坚战，转为毫无准备的长途追歼战。 要知道，大兵团长途追击最容易出乱子：部队急行军中指挥协同容易脱节，后勤补给跟不上，士兵体力消耗巨大，一旦追不上，让黄百韬成功撤入徐州，三支兵团抱团后兵力将达到40多万，淮海战役的难度会呈几何级数增加，甚至可能导致战役初期就陷入被动。 关键时刻，粟裕当机立断，下令各纵队“不顾疲劳、不怕牺牲，日夜兼程追击”。这场追击战打得极为惨烈，华野将士用双脚和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九纵七十九团在追击途中遇到一条10米宽的壕沟，对岸就是敌人的后卫部队，战士们没有架桥器材，副排长范学福带着9名战士直接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肩膀扛起木梯，架起了一座“血肉浮桥”。 与此同时，华野十纵在徐东地区展开顽强阻击，硬生生挡住了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东援。敌军16万人带着坦克、重炮疯狂进攻，十纵官兵依托简陋工事，白天抗击、夜间反击，11天时间里只让敌军前进了10多公里，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合围在碾庄，却始终无法突破阻击线。 最终，华野用9天时间追上并围歼黄百韬兵团，成功破解了第一道难题。这道难题的破解，靠的就是“兵贵神速”和“顽强阻击”的完美配合，晚追一天、阻击不力，战局都可能彻底反转。 当中原野战军奉命围歼黄维兵团时，面临的是一道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题。经过千里跃进大别山，中野部队元气尚未完全恢复，7个纵队总兵力只有12万人，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但装备差距却天差地别。 中野的重装备在跃进大别山时损失殆尽，整个兵团只有2门野炮、43门山炮，炮弹总数不足200发，有的纵队平均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轻武器也大多是老旧型号；而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嫡系精锐，清一色美制装备，拥有大量榴弹炮、坦克和火焰喷射器，还配备了先进的通信设备。用这样的装备去围歼精锐之敌，无异于“小马拉大车”，难度可想而知。 但中野将士凭着“拼光也不撤”的革命气概，硬是把这道难题啃了下来。最初，中野乐观估计“三天解决战斗”，廖运周师长率5000余人战场起义后，又调整为“一天可解决”，可真正交手后才发现，黄维兵团的战斗力远超预期。敌军依托村落构筑起三层防御工事，外层是鹿砦、铁丝网，中层是密集的地堡群，核心阵地由坦克掩护，形成了无死角的火力网。 大王庄战斗成为这场围歼战的缩影。中野6纵46团和华野7纵57团联手，对决黄维兵团最精锐的18军“老虎团”。双方从白天打到黑夜，反复争夺12次，村庄被炮火夷为平地，尸体堆满了战壕，“老虎团”士兵甚至组织伙夫、汽车兵发起冲锋，我军两个团的官兵也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不到百人，却始终没有后退一步，最终全歼“老虎团”。 面对强敌，中野迅速调整战术，放弃盲目冲锋，转而开展大规模近迫作业，战士们在夜色掩护下挖堑壕，把阵地一步步推进到敌军前沿几十米处；同时，官兵们自制“飞雷”，用汽油桶装上几十公斤炸药，点燃后能将敌军地堡连根掀翻。在华野5个纵队的支援下，中野经过23天血战，付出3万余人伤亡的代价，最终全歼黄维兵团，生俘黄维。 黄维兵团被围后，蒋介石急令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解围。当时，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率领的部队原本负责牵制任务，兵力有限，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总兵力达8万余人，配备了坦克、重炮等重型装备，双方实力差距极为悬殊。 南线阻击战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淮海战役的成败。一旦阻击失利，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与黄维兵团会合，不仅围歼黄维的计划会落空，还可能导致我军腹背受敌，整个战役布局将彻底崩盘。 毛主席急得也是一天三次发电报询问战况，粟裕急调渤海纵队一个师驰援，刘陈邓也抽调张国华率领的5个团紧急增援，陈毅还专门给王必成写信，鼓励他统帅各路援军咬牙坚持。由于兵力不足，总前委不得不采取“添油战术”，将地方部队、新编部队逐次投入战场。 在曹老集、固镇一线，阻击部队官兵依托村落、沟渠构筑工事，白天抗击敌军进攻，夜间组织小分队袭扰，不断消耗敌军有生力量。有的连队打到只剩几个人，依然坚守阵地。经过12天的艰苦阻击后，我军共歼敌1万余人，硬是没让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前进一步，成功守住了南线防线，为围歼黄维兵团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些难题的破解，靠的就是众志成城和不计代价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