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垃圾分类本是一个典型的工程问题，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核心在于源头减量、分流资源化与末端高效处置，这些都需要精准的技术支撑和系统设计。 从环境工程角度看，废弃物管理追求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目标，主要依赖先进工艺，如自动化分选、厌氧发酵制沼气、高效焚烧发电以及智能监测系统。 这些技术能大幅提升处理效率，降低人为误差，确保全链条闭环运行。 然而早期的推行路径却过多依赖社会动员和行为引导，上海2019年率先实施强制分类条例后，全国多地跟进，通过志愿者督导、积分奖励、宣传教育等方式，推动居民养成习惯。 这种方式在初期确实动员了大量参与，提升了公众认知，但本质上依赖人的主观配合，居民需要准确辨识常见数十种垃圾类别，定时定点投放，这增加了日常负担。 一旦督导力度减弱或激励机制淡化，分类准确率就容易下滑，一些城市曾出现前端努力却后端混运的情况，目前多地已通过专项整治、智慧监管等方式逐步解决，减少对居民积极性的挫伤。 中国固废处理能力在过去十年爆发式增长，截至2024年10月，全国焚烧企业数量为1010家，有焚烧炉2172台，日处理能力约111万吨，区域差异显著，部分大城市焚烧负荷饱和，部分小城市产能利用率不足。 分类后，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被有效分流，进入焚烧环节的干垃圾总量减少，热值反而更高。 这直接导致部分地区焚烧厂产能利用率不足，出现区域供给缺口，原本的“垃圾围城”压力缓解，取而代之的是资源化利用水平的整体提升与区域处置能力不均衡并存的局面。 环境工程学科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提供了一系列硬核解决方案： 智能垃圾桶通过图像识别自动分类，物联网平台优化收运路线，大数据分析预测满溢预警，末端则有先进炉排炉技术降低排放，协同处置工业固废扩展处理边界。 这些创新不只解决了效率问题，还推动了能源回收和碳减排，分类带来的纯净原料，进一步放大技术优势，形成正反馈循环。 反观人文社会侧的跟进，却相对滞后，行为习惯养成需要长期文化渗透和制度保障，但初期过度强调动员，导致后期可持续性不足。 居民配合度受生活节奏、经济激励等多因素影响，难以一蹴而就，相比之下，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技术与社会机制并重： 精细设备降低分类门槛，经济杠杆如押金制刺激回收，同时法规严明却人性化，中国在技术上已追赶甚至局部领先，但社会认知和配套政策仍需深化。 这种矛盾并非垃圾分类独有，而是许多环境治理领域的共性，生化环材四个传统学科中，环境工程作为纯理工科分支，一直专注系统优化和工艺创新。 它从“垃圾围城”到“部分区域产能富余”的转变，正是技术驱动与区域治理差异的双重体现，焚烧厂开始探索多元化处置，如开挖陈腐垃圾或协同处理污泥，这进一步验证了工程思维的韧性。 个人认为，未来理想路径在于理工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不能再单纯靠宣传压任务，而应让技术主动降低居民负担，比如普及AI辅助分类设备，完善回收经济链条，让参与者获实惠。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