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孙立人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习惯性地搂住老婆，却发现手感不对劲，他一怔，随即下床，看到床上的女子时，他惊道：“怎么是你！” 那天夜里，孙立人只是下意识伸了下手。 军人出身的人，睡得一向浅，他很快就察觉不对：身边人的呼吸太轻，身体的轮廓也不熟悉，那种感觉说不上危险，但足够让人清醒，他睁开眼，在黑暗里停了两三秒，才伸手去按床头灯。 灯亮起来的一瞬间，他愣住了，被子里的人明显慌了，肩膀僵着，想往里缩，却无处可躲。 那不是张晶英，而是平时在家里照顾他起居的护士张美英，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孩，脸上还带着没完全褪去的稚气。 孙立人坐在床边，没有立刻说话，不是没脾气，而是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见过太多突发状况，但这种事不在他的预判里。 房门就在这时被推开，张晶英站在门口，穿戴整齐，像是一直没睡，她没有哭，也没有冲进来质问，只是站在那里，看了一眼屋里的情况，神情反倒很平静。 到这一步，孙立人心里已经明白了，这不是意外，更不是谁一时糊涂。 张晶英的这个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她心里这个结，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打死了，她和孙立人的感情，在外人看来一直算得上难得。 丈夫在外打仗、带兵，她一个人操持家里，从来没闹过什么是非，后来医生明确告诉她不能生育，孙立人也只是点点头，说“没关系”，从此再没提过这件事。 可她心里清楚，这样的“没关系”，其实是压着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孩子，尤其是没有儿子，是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她不愿意等到孙立人年纪更大、外头风言风语更多的时候，再被动面对这些事。 于是她做了一个很少有人能接受的选择，她没有去找什么门当户对的人，也没有想着自己离开，而是挑了一个她觉得“不会惹事”的人：背景简单，性格老实，对孙立人有敬意，然后，她自己退了一步。 她开始吃斋念佛，给自己取了法号，把情绪慢慢往里收，家里人都知道她还在，但她不再占据那个最核心的位置。 这件事对孙立人来说，并不轻松，他不是那种习惯被人替他做决定的人，但事情已经发生，他也做不出当场翻脸的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回避这个问题。 后来，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孙立人那时年纪已经不小了，抱着孩子的时候，动作明显有些生疏。 他给孩子取名字，想得很认真，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反复琢磨，他这一辈子打仗、带兵，见过太多动荡，最后只希望几个字：安稳、太平。 可生活并没有顺着这个方向走，1955年，事情突然急转直下，他被指控、被调查，几乎没有辩解的机会。 兵权被收回，人被送去软禁，房子不大，活动范围有限，很多以前再普通不过的事，比如出门、见朋友，都变成了奢侈。 最现实的问题很快摆在眼前：钱，薪水停发，孩子却在长大，要读书，要吃饭，这个原本就不算“正常”的家庭，被一下子推到了最难的位置。 也是在这个阶段，两个女人之间反倒形成了一种外人看不懂的配合，张晶英管孩子，管规矩，也管家里的情绪。 她话不多，但能稳住场面，张美英更直接，种菜、养鸡、卖水果，只要能换点钱，就去试，没有人再去计较当年的事，日子过不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孙立人被限制得最严，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他开始种花，起初只是打发时间，后来花养得好，有人愿意买，他就慢慢卖，那些花成了家里的一点收入来源，也成了他在那段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孩子们长大了，有成绩，也有出息，但很多重要的时刻，他都不在场，只能在家里等消息。那种无力感，他很少说出来。 之后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事只能算是“等到了一个结果”，1990年，他去世，临终前，意识时清时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对得起国家”，那不是宣言，更像是一种自我确认。 两年后，张晶英也走了，她走得很安静，像她大半辈子的状态一样，她的选择，旁人很难评价，但她确实把这个家撑到了最后。 很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个1951年的深夜，并不是故事里最戏剧化的部分，它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和现实挤压下，做出的一个极端但真实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一点点叠加，最终构成了一段不太好看、却真实存在过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