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大汉奸傅筱庵为了活命，不仅请了23个保镖，还弄了4辆警卫汽车，谁知，68岁的老仆人竟趁他睡觉时，砍了他3刀！ 傅筱庵的一生，从浦东造船厂的学徒，到盛宣怀家族的“红人”，再到上海商会会长，最后坐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贯穿始终的是他善于逢迎、目光只盯着个人利害的性格。 十几岁进英商船厂打工，他敏锐地抓住学英语的机会，白天干活晚上自学，很快能与洋老板交谈，被提拔去管账，从此接触到更多人脉。靠着克扣工人、倒腾资产，他积累了第一桶金，又极力巴结盛宣怀，最终接管盛家财务，对外联络，借势跻身上海大商圈。 盛宣怀死后，他暗中变卖盛家产业，把财富装进口袋，得以成为商会会长。北伐时期，他看低蒋介石，把钱押在孙传芳身上，结果北伐军取胜，他成了“站错队”的典型，被蒋介石通缉，只好远走他乡，离开自己经营四十年的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日军占领上海，这场国难却被他视作再度翻身的“契机”。1938年10月，他以伪上海市市长身份重新登场，彻底投入汉奸行列。 上任后，他要求租界悬挂伪政权旗帜，干预工部局，设法释放被捕汉奸，配合日伪压制抗日活动，大肆逮捕军统人员和地下党。两名军统少将因他的出卖被杀，这在军统眼中是血债。上海民众也在他维持的恐怖统治下惶惶不安。 汉奸越来越多，蒋介石担心影响抗战局势，命戴笠对大汉奸展开清除行动。军统南京、上海站很快执行，在短时间内干掉了几十个知名汉奸，傅筱庵自然被列在优先名单。 他知道军统要他命，于是倾全力为自己筑起铜墙铁壁。住处搬到日军控制区，周围有宪兵巡逻，府邸五重防卫，身边二十三名保镖寸步不离，出门时四辆车同时出动，他随机选择其中一辆，自己还坐防弹车。 军统多次行动皆以失败告终，有特工乔装服务员近身开枪，却被记者闪光灯晃了眼，子弹打偏，功亏一篑。 戴笠看清，靠外部特工硬闯难有结果，只能从他身边人想办法。傅家的老仆人朱升源，很快进入军统视野。 朱升源自幼父母双亡，是傅父将他收养长大。他在傅家当了一辈子仆人，当年傅筱庵被国民政府通缉、东躲西藏时，他冒险传递消息、掩护出逃，可以说有再造之恩。 也正因为这段恩情，傅筱庵对他毫无防备，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他在府内进出自由，熟悉主人的作息和一切生活细节。这在军统眼里，是天赐的“内线”。 然而傅筱庵投靠日伪后，朱升源心里早已起了波澜。他看不惯主子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曾直言劝他辞去伪市长，不要替侵略者办事，却换来一句“你不过是个仆人，没资格管我，多嘴就滚”。这番羞辱让他心灰意冷，从此寡言少语。 军统很快嗅到机会，在傅家附近开了家小酒馆，由特工化身老板。朱升源常来买醉，酒馆老板便顺势攀谈，渐渐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家常唠到国事，再从愤懑聊到选择。 真正提到“除掉傅筱庵”时，他一度犹豫，毕竟傅家有养育之恩。后来，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拍板许诺五万大洋，这在当时足以让一个家庭后半生衣食无忧。恩义与国仇、羞辱与金钱叠加在一起，他最终点头答应。 1940年10月前后的一个深夜，傅筱庵在汪精卫的宴席上醉醺醺归来，倒头就睡。朱升源按往常习惯守在府中，等到凌晨三点左右，确认主人睡得最沉，从厨房取出菜刀，推门走进卧室，举刀对准头部连砍数下，傅筱庵来不及惊叫便命丧床榻。 行刺之后，他没有立刻出逃，而是照常留宿。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那样拎着篮子说去买菜，从大门坦然走出，守卫对这位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的老仆毫无戒心。直到下午，警卫们发现市长房内久无动静，推门而入才见满床血迹。 日伪当局顺藤摸瓜才知道，杀死伪市长的不是潜伏多年的刺客，而是他家中伺候数十年的老人。此时的朱升源，早已在军统特工掩护下离开上海，带着那五万大洋辗转重庆，开始新的生活。 傅筱庵从靠洋人起家，到卖国求荣，最终死在自家老仆手里，既是乱世军统与汉奸博弈的一幕，也是对他一生选择的冷酷审判。朱升源这一刀，夹杂着报国与报怨，也让上海百姓在恐怖阴影中，看见了汉奸终有报应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