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的一天，28岁的张连芳，被组织派往西北执行项绝密任务。在正式执行任务前，她突然被要求拍一张特殊的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就是遗照。 1964年的春风刚吹绿了西北的戈壁，张连芳站在简陋的摄影棚里，对着镜头微微扬起嘴角。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她胸前的钢笔在白衬衫上别得笔直，那是父亲留给他的老物件，笔帽上的漆早已磨掉，露出银白的底色。 “笑自然点。”摄影师轻声说，手指却在镜头后攥紧了——他刚接到通知，这张照片要单独存档，用牛皮纸袋封好，写上“备用”二字。棚外的风卷着沙粒打在窗户上，像谁在轻轻叩门，敲得人心头发紧。 张连芳不知道这些。她只当是执行任务前的例行手续，整理了一下鬓角的碎发，想起临行前母亲往她包里塞煮鸡蛋的样子，眼眶微微发热，却还是把笑意挂在脸上。这笑容后来被定格在黑白相纸上，成了无数个深夜里，战友们偷偷翻看的念想。 出发前夜，她在灯下给家里写了封信，没提任务的具体内容，只说“要去很远的地方出趟差，归期不定”。信纸末尾，她抄了句《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话：“人都是为希望而活的。”这本书被她压在行囊最底下，扉页上有她年轻时的批注，字迹娟秀，带着点不服输的韧劲。 谁也想不到，这个东北姑娘原本有另一条路可走。1958年，组织推荐她去苏联留学，母亲连夜给她做了件新棉袄，说“到了那边别冻着”。可她在选拔名单里看到“飞行学员”四个字时，突然改了主意。“我想飞。”她对一脸错愕的招生办主任说，眼里的光比西伯利亚的雪还亮。 飞行训练比想象中苦。零下三十度的机场，她和男学员一起爬冰卧雪，练跳伞时被风刮到山谷里，膝盖磕出的血冻成了冰碴，却咬着牙爬回来继续训练。有次教员骂她“姑娘家别来遭这份罪”，她抹了把脸上的雪，指着天上的飞机说：“飞机不管男女，能飞上去就是好样的。” 如今站在西北的土地上，她摸了摸口袋里的任务简报，纸边角已经被手心的汗浸得发皱。任务内容只有一行字：“配合核试验，完成空中取样。”她懂这行字的分量——那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戈壁里，蘑菇云升起时，连空气都会变成毒药，而她要驾驶战机穿过云层，把带着辐射的样本带回来。 出发前的动员会上，领导问谁有顾虑，全场鸦雀无声。张连芳看着身边的战友，有人在偷偷摸口袋里的全家福，有人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格外清晰。她突然想起第一次驾驶战机冲上云霄的感觉，风在耳边呼啸，大地在脚下缩小，那一刻她觉得，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有没有为什么东西拼过命。 登机前，她最后看了眼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把书交给地面的战友：“要是我回不来，帮我寄给我妹妹。”战友接过书时，指尖碰到她的手，冰凉，却稳得很。 战机轰鸣着冲上蓝天，机翼划破戈壁的晨雾。张连芳握紧操纵杆，目光穿过舷窗，望向远方那片等待被唤醒的土地。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回来，也不知道那张照片会不会派上用场，但此刻胸腔里跳动的，除了心脏，还有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后来，战友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那本《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页，有行新写的字，墨迹还没干透：“如果能看见蘑菇云升起，也算不负此生。”字迹依旧娟秀，却透着股穿云破雾的力量，像她驾驶的战机，永远朝着光的方向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