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等高校纷纷南迁。 当时52岁的周作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跟着学校南下颠沛流离，还是留在故土？ 据熟悉他的人回忆，他的日裔妻子羽太信子和妹妹极力反对南迁，认为北平有不少日本朋友，不会有危险。 最终周作人选择留下，理由是“上有老下有小，家累太重”，可这更像托词——母亲深明大义，子女也已成年，真正让他犹豫的，或许是对安稳生活的眷恋。 1938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两年后又接受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月薪高达1200银元，是普通教授的好几倍。 这个选择让他彻底众叛亲离。弟弟周建人怒不可遏，与他断绝来往，文化界的老朋友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 可日伪时期的优渥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周作人渐渐被冷落，只剩下无实权的虚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当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押往南京受审，经过三年审理，被判14年有期徒刑，后减为10年。 1949年1月，他获得保释出狱，新中国考虑到他的文学造诣和翻译能力，安排他从事古典文学翻译工作。 1952年起，他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每月能预支200元稿费，足够维持基本生活。 他翻译了大量希腊古典作品和《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为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财富。可周家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羽太信子长期患病，医疗费用高昂，加上要供养继子等家属，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为了省钱，他们搬到了条件简陋的小房子里，周作人自己也过得十分节俭。有意思的是，即便自己不宽裕，他还常接济身边的困难邻居，帮杂役张淑珍家的孩子起名，给修鞋铺主人、三轮车夫等贫苦人家送钱送物。 张淑珍后来回忆，周作人平时不大出门，多数时间在屋里写毛笔字，待人温蔼和善。 可这样的安稳在文革开始后被打破了。出版社停止了稿费预付，1966年底，这笔唯一的生活来源彻底断了。 80多岁的老人失去收入，生活陷入绝境。邻居们说，他最后那段日子吃得极差，经常是臭豆腐配玉米糊，有时连这都吃不饱。 营养不良让他双腿浮肿，行动越来越困难。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1967年春天，相伴几十年的羽太信子病逝，周作人变得更加孤独虚弱。 据儿媳张菼芳回忆，那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给公公倒了马桶、准备好开水就去上班了。下午邻居发现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把她叫回来，此时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其实早在这之前，绝望的周作人曾两次写呈文，请求公安机关批准他“安乐死”，可这些呈文都石沉大海。 回望周作人一生，早年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散文清新自然，被誉为现代散文的开山之作。可1937年的选择，让他背上了“文化汉奸”的骂名，也注定了晚年的凄凉。 有人说他也曾做过好事，比如设法保护过北大的一些图书资料，但这些都抹不去他附逆的污点。 信源：《那些年情依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