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堪称字字诛心。 “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他在民国历史上是个挺有分量的名字张发奎。 他是广东韶关始兴的客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从北伐战争时的“铁军”指挥官，到抗战时期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一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官至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有着“铁将军”的美誉。 因为资历深厚，亲历了从北伐到国民党败亡的关键历程，他对自己所在的国民党阵营，特别是对蒋介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而且性格刚烈，说话直言不讳，连自己过往的不光彩往事都敢坦然提及，更不怕得罪人。 晚年的张发奎定居香港，一套普通公寓里，墙上挂着当年北伐时第四军的合影，照片里的他身着戎装，眼神坚毅。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门派研究员夏莲瑛到香港，花了两年时间，前后采访他400多次，还辗转港台两地找梁华盛、黄旭初等知情人交叉核对，连日记、电报、公文都一一查证，才整理出1089页的英文访谈记录，这也是他口述回忆最权威的来源 。那天接受采访时，他坐在藤编躺椅上，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杯里是晾温的浓茶，说起蒋介石和当年的往事，声音里满是老兵的沧桑，没有丝毫避讳。 他总说自己这辈子最服孙先生，当年跟着先生闹革命，穿着草鞋走南闯北，吃糙米饭、睡田埂地都心甘情愿。“那会儿军营里哪有什么虚头巴脑的？打了胜仗一起笑，打了败仗一起扛，有不同意见当面吵，吵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张发奎记得，北伐时他率领第四军攻打汀泗桥、贺胜桥，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连叶挺独立团都受他节制，靠着实打实的战绩赢来了“铁军”的称号 。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军营里渐渐变了味，尤其是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让他深受其害。 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桂柳会战期间，他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好不容易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刚下达部队就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否决。更荒唐的是，蒋介石常常绕过他这个战区司令，直接给师级、团级部队发电报，随意更改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把部队建制拆得七零八落。有一次，他麾下的一个师都快抵达预定阵地了，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直接命令，要求转向另一个战场，结果中途遭遇伏击，损失惨重。他跑去跟蒋介石据理力争，却被怼了回来，说“最高统帅有权统筹全局”，气得他当场拍了桌子。 这种听不进真话的氛围，在国民党内部愈演愈烈。张发奎回忆，每次军事会议上，明明前线部队伤亡过半、弹药告急，可将领们当着蒋介石的面，总能把败仗说成“战略转移”，把溃逃说成“诱敌深入”。莱芜战役时，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早就看穿了解放军的“口袋阵”，一天连发三份加急电报建议撤退，可参谋总长陈诚为了迎合蒋介石，怒斥王耀武“胆小如鼠”，蒋介石也拍板否决了撤退建议，结果七万大军短短三天就被全歼，李仙洲本人也成了阶下囚。还有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空城，却虚报“生俘共军一万余人”，为了圆谎，竟然抓村民、调国军冒充俘虏，连武器都是从自己部队里“缴获”的，这种自欺欺人的闹剧，在当时屡见不鲜 。 张发奎自己也试过说真话，却碰了一鼻子灰。1948年，蒋介石想任命他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他直言不讳地拒绝：“你是希望我挑200斤重的担子，我挑不动，局势已经无望，我们根本无法消灭共军。”蒋介石当场拍桌子质问他是不是党员，是不是违抗命令，可张发奎依旧坚持己见，最后蒋介石气得拂袖而去 。从那以后他更清楚，国民党的圈子里，说真话成了大忌，将领们怕被斥责“动摇军心”，怕丢了乌纱帽，一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报喜不报忧成了常态。 “蒋先生不是没能力，可他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的人，还总爱越级指挥，把军队当成私产。”张发奎喝了口浓茶，眉头皱得紧紧的，“他听不到真话，又不信任前线将领，就像眼睛被蒙住、耳朵被堵住，怎么能看清局势？当年桂柳会战要是按我的计划打，莱芜战役要是听了王耀武的建议，或许战局就会不一样。”这位见证过尸山血海的老兵太清楚了，一支不敢说真话、指挥混乱的军队，一个容不下不同声音的政权，注定会失去人心，走向失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发奎作为华南战区受降主官，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了日军投降仪式，那一刻他曾以为国家能迎来和平 。可看着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荒唐，他渐渐心灰意冷，1949年甚至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扣押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和谈，只是这一建议最终石沉大海。他在口述里直言：“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张发奎的这番口述，不是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基于无数真实事件的复盘。那些被掩盖的真话、被忽视的弊端、被滥用的权力，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评论区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