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3岁的老人正与一位寡妇在床上睡觉，突然房门被踹开！陌生的身影闯入，老头淡定自若，他缓缓穿上裤子，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说道：“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 晚上九点多，桥西老城区一栋旧楼里，73岁的李国庭正和48岁的寡妇吴秀兰躺在被窝里。床头台灯罩着暗红色纱巾，光线昏黄，窗缝漏进的北风卷着煤烟味。突然"咣当"一声，木门被踹开，三道手电筒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李国庭，检察院的！"带头的检察官亮出手铐。被窝里的老头先是一怔，随即笑了——他认得这张脸，三个月前在石家庄的烟草订货会上，这个姓王的检察官还敬过他酒。 "再晚半小时，你们就得去机场抓人了。"他慢悠悠套上秋裤，棉袜后跟磨出两个洞。吴秀兰缩在被窝里发抖，枕头边散落着他的降压药瓶。 没人知道，这个被工人称作"老李头"的传奇厂长，衣柜最底层藏着三张假身份证和两张飞往海南的机票。 三天前他刚把200万现金分装成六箱，藏在郊区废弃的烤烟房里。此刻被押下楼时，他盯着单元门口的老槐树——1985年他刚接手张家口卷烟厂时，这棵树还是小树苗。 回溯十年前，1988年的张家口卷烟厂濒临破产，工人半年没发工资。48岁的李国庭从车间主任干起，带着技术科改配方，跑销售求订单。 最狠的一次，他揣着两箱"迎宾"牌香烟坐三天绿皮火车去东北，在零下30度的哈尔滨街头，挨个烟酒铺敲门推销。 "那时候全厂都叫我'李疯子'"，多年后他在看守所对管教说，"谁能想到，1995年我们厂利税破了5个亿？" 权力膨胀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年他兼任了烟草专卖局局长，批烟的条子成了硬通货。起初只是收些烟酒土特产，后来发展到明目张胆索贿。 1997年审计局第一次进驻时，会计科抽屉里塞满了没开封的金项链，账本上记着"招待费"的数字，够全厂工人发三年工资。 最讽刺的是被捕当晚，吴秀兰的邻居后来回忆："上个月老吴还跟我说，李厂长给她弟弟安排了卷烟厂的工作。 我们都羡慕她找了个有本事的老伴。"没人知道，这个"老伴"在三年间，用吴秀兰的名义在六个银行开了账户，存着1876万赃款。 审讯室里，检察官拍出国税局的查账报告，李国庭突然笑出声："你们知道车间老张头吗？去年他儿子考上大学，是我悄悄塞了五千块。" 他说的是1996年的事，那年厂里效益好，他自掏腰包给二十七个困难职工子女发了助学金。 这种矛盾在他身上格外刺眼——一边是工人嘴里的"活菩萨"，一边是司法机关认定的"河北第一贪"。 1999年庭审那天，75岁的李国庭拄着拐杖走进法庭。当公诉人念到"贪污公款1876万元，受贿321万元"时，他突然打断："1994年扩建厂房，我没拿过一分回扣。" 旁听席上，几个老工人抹着眼泪——他们记得那年新车间投产，李国庭在誓师大会上吼哑了嗓子："咱厂要做北方第一烟！" 最终判决下来那天，张家口下着大雪。看守所管教给他送来棉鞋，发现他正在用烟盒纸叠小船。"1962年饥荒，我就是靠捡烟屁股熬过来的。"他对着铁窗喃喃自语。 这个细节后来被写入案件报告：一个从烟丝堆里爬出来的改革者，最终倒在自己堆砌的烟云中。 2001年，77岁的李国庭在监狱医院去世。临终前他攥着管教的手说："告诉老张头，他孙子的学费...我早准备好了..."。此时距他被踹开房门，刚好三年零两个月。 张家口卷烟厂的老厂区早已改建为商业综合体，唯有那棵老槐树还在，树皮上隐约可见当年工人们刻的"李厂长万岁"。 这个故事最残酷的真实在于：李国庭不是脸谱化的贪官。他曾在车间连续加班三天抢修设备，曾为工人争取到全市最好的医保，也曾在暴雨夜背着生病的女工去医院。 但当他发现，自己签字就能调动千万资金，当他习惯了下属的奉承、商人的跪拜，那些曾经的热血，终究败给了人性的弱点。 吴秀兰后来在笔录里说："他总说，等退休了就带我回邢台老家种地。"直到被捕，她才知道，所谓的"退休计划"里，根本没有她的位置——那些藏在烤烟房的现金，每张都印着海南的区号。 这就是1998年那个寒夜的真相：当权力失去制约，再传奇的改革者，也会变成欲望的囚徒。 而那些被踹开的房门，从来都不是故事的终点，只是时代转身时，一声沉重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