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牢房里抓进来一个特别的女囚，其他被捕战士被抓后都一言不发，唯独她，被打了之后哀嚎不断：“别打我，我全招……”这话一出口，同监室的人都愣住了。 要知道，能被关进这里的，哪个不是骨头硬的主儿？可这个看着瘦弱的女人，怎么挨了两下就扛不住了？ 没人知道，这个叫田仲樵的女人，心里正打着另一副算盘。 她是牡丹江土生土长的农家女，1931年亲眼见着日军占了家乡，庄稼被烧，爹娘没了活路，这才咬着牙加入了抗联。 1935年第一次被捕，烙铁烫在身上她都没哼一声，硬是瞅准看守换班的空当跳窗跑了。 这次再被抓，她心里清楚，硬扛怕是活不过今晚。 昏迷中，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劝降，是丈夫荀玉坤。 那一刻，她浑身的血都凉了。 原来街头那次“偶遇”日军不是意外，是枕边人递了信。 她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清醒了几分。 我认为正是1935年那次烙铁烫身都没开口的经历，让她此刻选择了另一条路与其硬碰硬，不如顺着他们的意，或许还能找机会把这叛徒揪出来。 “我说我说，”她抹着眼泪，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城外山神庙后有个联络点，还有……还有个叫老李的交通员，常去那儿接头。”日军小队长眼睛一亮，当即让人跟着她丈夫去“抓人”。 可他们不知道，山神庙早半年前就废弃了，老李也早就转移到了哈尔滨。 三天后，荀玉坤空着手回来，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埋伏在柴河镇的抗联战士一枪毙命。 田仲樵成了日军眼里“有用的叛徒”，被安排到洗衣房干活。 她捡起针线，在给日军缝补军服时，悄悄在衣角绣上不同的针脚。 密匝匝的针脚是牢房人数，稀松的是换岗时间，她把监狱布防图就这么一针一线绣进了囚服里。 有次给看守补衣服，她故意把袖口缝得歪歪扭扭，那看守骂骂咧咧扔回给她，却没发现袖口内侧藏着张揉皱的纸条那是她算准了这个看守会把脏衣服送回镇上洗衣铺，而铺子里，就有抗联的人。 从1939年到1945年，她试过三次越狱。 1941年挖墙挖到一半，墙塌了；1943年装病危被抬出去，半道遇上巡逻队又被架了回来。 最险的一次，她被列进了“活体实验备选名单”，是同牢房的大姐把仅有的半块窝头塞给她，说“你得活着出去，告诉外面的人，咱没白死”。 她嚼着窝头，眼泪掉在地上，砸出个小坑。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进来时，监狱里一片混乱。 日军忙着烧档案，没人顾得上这些囚犯。 田仲樵浑身是伤，躺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直到有个抗联战士认出她脖子上那道1935年越狱时留下的疤，才把她从尸堆里拉了出来。 23个同期被捕的战友，最后活着走出来的只有5个人，她是唯一的女性。 后来她回了牡丹江，拒绝了政府的照顾，在城郊办了所“抗联子弟学校”。 28个烈士遗孤被她领回了家，最小的才刚会爬。 养子张建国记得，母亲总在夜里缝补衣服，缝着缝着就哼起《松花江上》，调子跑了老远，可那眼神亮得很。 2005年她走的时候，99岁，遗嘱里写着墓碑上别刻名字，就刻“抗联战士”四个字。 那件她珍藏了一辈子的血衣，最后捐给了牡丹江革命纪念馆。 血渍早就发黑，可衣角那些歪歪扭扭的针脚，还能看清当年绣下的暗号。 这个曾在洗衣房里用针线传递情报的女人，用最柔软的方式，打了一场最硬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