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王金英因为肺病严重，被悄悄地送到老乡家中休养，不料邻居跑去告密，日军当即派出重兵。等王金英发觉，日军已经包围了院子，情况十分紧急。 1941年的鲁南，麦子刚抽穗，夜里的风还带着凉意。王金英蜷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咳嗽声像破风箱似的停不下来。她把八路军军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下，身上盖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被——这是房东张大娘特意给她晒过的，带着点阳光和麦秸的味道。 三天前，她被两名战士背到六天务村。部队要转移打游击，她的肺病拖得整个人只剩一把骨头，团长红着眼圈说：“金英，先养好身子，队伍还等着你归队。”她知道这是托词，当时的医疗条件，拖着这样的病，能不能活到队伍回来都说不准。 张大娘守在炕边，给她端来熬得稠稠的小米粥：“闺女，趁热喝，发点汗就舒坦了。”王金英刚要接碗，院墙外突然传来狗吠，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像雨点砸在院子的石板地上。 “不好！”张大娘的儿子二柱从门缝往外看，脸瞬间白了，“是鬼子！还有伪军！” 王金英的心猛地一沉。她挣扎着想爬起来找枪，可刚直起身子就一阵头晕，咳嗽得更凶了。张大娘赶紧按住她：“别动！我去应付！”话音未落，院门上的木栓“哐当”被踹断，十几个端着枪的日伪军涌了进来，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女八路在哪？”翻译官尖着嗓子喊，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王金英躲在门后，手紧紧攥着炕席的边缘，指甲几乎嵌进木头里。 就在这时，西厢房的门“吱呀”开了。一个穿着黑布褂子的汉子走出来，手里把玩着两颗铁核桃，正是刚在这隐蔽养伤的连长刘锡琨。他前几天带小队伏击鬼子运输队，腿被流弹擦伤，正好和王金英前后脚藏进张家。 “找八路？”刘锡琨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寒气，“我就是。” 日伪军都愣住了。领头的小队长翻出告密者提供的画像，上面明明是个瘦弱的女同志，怎么冒出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他扭头看向缩在后面的告密者——正是村东头的懒汉李四，前两天偷摸去炮楼领赏，说看到个病恹恹的女八路藏在张家。 “八嘎！”小队长扬手就给了李四一巴掌，打得他嘴角淌血，“你的情报，大大的错误！” 李四捂着脸哆嗦：“太君……我、我真看见个女的……” “啪啪！”两声枪响打断了他的话。刘锡琨不知何时摸出了藏在炕洞里的匣子枪，子弹擦着小队长的耳朵飞过，钉在院门上，溅起一串木屑。“想抓八路？先问问我手里的枪！” 日伪军慌了神，举枪就射。刘锡琨拽着王金英往八仙桌底下躲，子弹“嗖嗖”地穿透窗户纸，在墙上打出道道弹痕。张大娘和二柱早从后窗翻出去报信了——村里藏着十几个伤员，这动静准能惊动他们。 “你带着病，别乱动！”刘锡琨把王金英护在身后，匣子枪“砰砰”响个不停，每一枪都撂倒一个敌人。王金英看着他腿上的绷带渗出血来，咬着牙摸到墙角的柴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拖累他。 院墙外突然传来喊杀声，是村里的民兵和其他伤员赶来了！他们拿着锄头、扁担，甚至还有几杆土造的猎枪，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日伪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 小队长见势不妙，喊着“撤退”就要往外冲。刘锡琨瞅准机会，一枪打中他的手腕，指挥刀“当啷”掉在地上。“想跑？晚了！” 战斗没持续多久。日伪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丢下几具尸体和枪，狼狈地逃回了炮楼。李四想趁乱溜走，被二柱一扁担打翻在地，捆了个结实。 月光重新照进院子，刘锡琨扶着墙喘粗气，腿上的血把黑布褂子浸得发黑。王金英挣扎着爬起来，掏出自己带的急救包给他包扎，手指触到他伤口时，忍不住打颤。 “哭啥？”刘锡琨咧嘴笑，露出两排白牙，“这点伤算啥？当年在平型关，比这凶险十倍的仗都打过。”他看了眼王金英苍白的脸，“倒是你，得赶紧转移，这村子不能待了。” 王金英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她想起自己当年放弃优渥的生活参加八路军，家人都说她疯了，可此刻看着眼前的热血和生死相托的信任，突然觉得一切都值了——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比安稳日子更重要。 后来，王金英跟着大部队转移到了后方，肺病渐渐好转。她总跟战友说起六天务村的那个夜晚，说起刘锡琨挡在她身前的背影，说那时候她就知道，这场仗，他们一定能赢。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像刘锡琨、像张大娘这样的人，用热血和骨气，筑起了比炮楼更坚固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