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1952年，刘青山因贪污155亿被枪毙，当时的刘铁骑才6岁，身边还有两个弟弟，因为父亲的变故，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年的冬天，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天津监狱的铁窗上，6岁的刘铁骑被保育员牵着手，站在警戒线外。他还不太懂“枪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穿制服的叔叔说，那个总把他架在脖子上的爸爸，再也回不来了。口袋里还揣着爸爸上周买的麦芽糖，硬得像块石头，他攥了半天，糖渣从指缝漏出来，混着眼泪落在雪地里。 这一年，刘青山因贪污155亿元（旧币）被处决的消息传遍全国。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时，总会提起他早年的故事——那个15岁就揣着窝头投奔革命的穷小子，怎么就变成了吞吃国家财产的蛀虫。 1916年的河北安国县，刘青山出生在佃户家里。他记事起，家里的土炕永远是凉的，娘总在夜里哭着数地主催缴的租子。10岁那年，他替地主放牛，牛踩坏了半亩麦田，地主的鞭子抽在他背上，留下纵横交错的疤。那天夜里，他摸着伤口发誓：“总有一天，要让穷人不受这份罪。” 1931年，村里来了个穿灰布褂子的先生，偷偷给孩子们讲“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刘青山扒着窗棂听了三夜，第四天揣着两个糠窝窝，跟着先生走了。1933年入党那天，他在党旗下宣誓，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芦苇：“我刘青山，这辈子跟党走，绝不辜负穷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送到抗大学习。窑洞教室里，煤油灯熏黑了他的脸，笔记本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透着狠劲。有次讨论“为谁而战”，他站起来扯开衣襟，露出背上的旧疤：“为了不让更多孩子像我这样挨打！”毕业后分到河北大城，他白天跟农民一起扛锄头，晚上在油灯下写抗日传单，裤腿上总沾着泥，袖口磨出了洞，却把组织给的津贴全分给了贫农。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天，刘青山站在大城县城的土台上，看着群众举着的红灯笼，突然捂着脸哭了。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你看，咱们真的把好日子盼来了。”那时的他，穿着打补丁的干部服，住的是借来的土坯房，下乡调研时，老乡给个窝头他就着咸菜吃，说“这比当年的糠窝窝香十倍”。 可日子慢慢变了。1951年，他调任天津地委书记，手里的权越来越大。第一次走进装修华丽的招待所，他下意识缩了缩脚，可当服务员端上红烧肉时，他没像往常那样拒绝。后来，他开始嫌干部服土气，换上了进口毛料西装；嫌自行车慢，让下属买了辆美国轿车；甚至挪用治河专款，给自己盖了栋带花园的小楼。 妻子劝他：“别忘了当年的苦。”他却瞪眼睛：“我打了半辈子仗，享受点怎么了？”他忘了抗大窑洞里的煤油灯，忘了大城老乡塞给他的热窝头，忘了党旗下的誓言，把155亿元救灾款、治河款塞进了自己腰包——那些钱，能买3000万斤粮食，够50万灾民吃一年。 1952年2月，公审大会在天津体育场举行。刘青山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突然想起1933年入党那天，介绍人跟他说的话：“权力是老百姓给的，丢了民心，就啥都没了。”枪响的那一刻，他或许才明白，自己终究辜负了当年那个揣着糠窝窝投奔革命的少年。 消息传到家里，6岁的刘铁骑看着两个年幼的弟弟，突然把保育员手里的窝头抢过来，塞给弟弟们：“我不饿。”夜里弟弟哭着找爸爸，他用小胳膊搂住他们，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我们要听话。”没过多久，政府派人来接他们，说“你们爸爸犯了错，但你们是无辜的”，把他们送到了河北老家，由亲戚照料。 刘铁骑后来在农村长大，跟着乡亲们下地干活，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有人知道他是刘青山的儿子，指指点点，他从不辩解，只是埋头把活干得更好。成年后他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退休前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晚年有记者采访他，他只说了句：“我爸走错了路，但我得走正。” 那年冬天落在监狱外的雪，早就化了。但刘铁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忘——比如爸爸早年的伤疤，比如他自己6岁那年，攥在手里的那块硬糖，甜里裹着的，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