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小解时，突然猝死，他死后，被家属销户，骨灰盒也不认领。 1967年的北京，五月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周作人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身上裹着件打满补丁的棉袍，那是儿媳从箱底翻出来的旧物，棉花板结得像块硬纸板。他已经三天没怎么吃东西了，长子周丰一夫妇被单位“管制”，每天早出晚归，能偷偷塞给他半个窝头就算不错。 这天后半夜，他实在憋得慌，挣扎着起身往院角的茅房挪。脚下的青砖湿滑，是前两天下雨积的水，他扶着墙根慢慢走，每挪一步，咳嗽就像扯破布似的响。月光透过院中的老榆树，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恍惚间，他仿佛看见年轻时的自己，穿着长衫，和哥哥鲁迅在这院里讨论书稿，那时的八道湾，窗明几净，书架上摆着刚译好的《陀螺》。 突然，一阵剧烈的胸痛袭来，周作人眼前一黑，重重摔在地上。泥水溅了满脸，他张了张嘴，想喊人，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意识模糊间，他好像闻到了书房里油墨的味道——那是他翻译《希腊神话》时，用的进口蓝黑墨水，带着股淡淡的松节油香。 等周丰一夫妇发现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老人趴在冰冷的泥地上，棉袍的下摆浸在水里，像朵蔫了的灰花。周丰一蹲下身，手抖着探他的鼻息，早没了气。儿媳别过脸，抹了把泪——这一年来，老人受的罪太多了：红卫兵砸了周母的牌位时，他像疯了似的扑上去，被按在榆树下抽得嘴角淌血；房子被查封后，他只能睡在漏雨的厨房，夜里咳嗽得整宿睡不着，就着煤油灯看残破的译稿。 处理后事时，街道办的人来问要不要保留户口，周丰一沉默了半晌，摇了摇头。他知道，父亲的名字早成了全家的负担——“汉奸周作人”这五个字，像块烙铁，烫在每一个亲人的身上。当年父亲被保释出狱，出版社每月预付的稿酬，是家里唯一的体面，可1966年稿费停了，体面也跟着碎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翻出他翻译的《日本狂言选》，指着封面上的名字骂“里通外国”，把书稿撕得粉碎。 骨灰盒从火葬场送回来那天，周丰一没去领。他站在八道湾的院门口，看着那棵老榆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背唐诗，声音温和得像春阳。可这温和里，藏着他看不懂的复杂——新文化运动时，父亲写《人的文学》，笔锋比谁都锐；抗战时，却穿起了伪职的制服，成了哥哥笔下“站在歧路上的人”。 后来，骨灰盒被放在了火葬场的无人认领区，积了厚厚的灰。有人说周家子女不孝，可没人知道，周丰一的抽屉里，藏着一叠父亲晚年的译稿，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那是老人在漏雨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的灯光翻译的《伊索寓言》，有些页面被雨水泡得发皱，还能看见泪痕晕开的墨迹。 多年后，有人在周作人的手稿里，发现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吾生无足道，唯译事可慰。”字迹潦草，却透着股执拗。这个曾与鲁迅并肩的文坛大家，这个背负着汉奸骂名的老人，最终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孤独地死在自家的院角，连骨灰都没人认领。 八道湾的老榆树还在，春末夏初时，枝头照样挂满绿得发亮的叶子。只是再没人知道，某个五月的清晨，树下曾躺着一个老人，他的一生，像本被揉皱的书，前半本写满了才情与锋芒，后半本却沾着洗不掉的污点，最终被时光轻轻合上，连个像样的结尾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