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主要信源：（清华大学——泥而不滓真君子---记前清华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1931年寒冬，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 他叫梅贻琦，穿着朴素的青布长衫，手里提着一个旧皮包，安静地走进了当时中国最动荡的校园。 那时的清华，因为反对当局的“党化教育”，学生们已经赶走了连续几任校长，校内群龙无首将近一年，是个没人敢接的“烂摊子”。 但是，这位看似沉默甚至有些木讷的新校长，却用他的一生，为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教育，写下了一段无法被复制的传奇。 梅贻琦上任后的首次演讲，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 面对台下疑虑的目光，他只是平和而坚定地说出了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句箴言，也定下了他治校的基石，人才重于一切。 他坚信，大学的核心不是宏伟的建筑，而是有真才实学的教师。 为此，梅贻琦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延聘大师”上。 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 国学大师陈寅恪当时没有任何文凭，但梅贻琦听闻其学识渊博，立即力排众议，破格聘为教授。 仅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因一篇数学论文显露天分，梅贻琦便亲自过问，将他从一名小店员一步步提拔、培养，直至送往剑桥深造。 最终造就了一代数学巨匠。 沈从文小学都没毕业，但小说写得好，梅贻琦就让他来清华教书，面对质疑，他只问：“他能教，你们能吗？” 正是这种对才华毫无保留的尊重与信任，使得当时的清华园大师云集，思想自由，进入了被后人称颂的“黄金时代”。 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钱伟长等在内的一大批未来栋梁。 但是，平静的治学生活被战争的炮火打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南迁，最终在云南昆明合并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作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实际承担了联大繁重的日常管理工作。 那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 校舍是铁皮顶、土坯墙的简陋平房，下雨时雨点敲打铁皮，声响大过老师讲课。 师生们衣食匮乏，常常食不果腹。 在这样极端的困境中，梅贻琦以身作则，与师生同甘共苦。 他放弃了校长的一切特殊待遇，取消了配车和工役。 他的夫人，出身名门的韩咏华，为了补贴家用，学会了做上海点心“定胜糕”，每天挎着篮子走街串巷叫卖。 有时梅贻琦下课，还会赶去帮夫人看一会儿摊子。 教授们的生活同样清苦，闻一多靠刻图章贴补家用，校长家的“定胜糕”成了联大师生坚韧乐观精神的象征。 尽管物质条件极端匮乏，但联大的学术精神却空前高涨。 敌机轰炸的间隙，师生们在郊外树林中、田埂上照常上课、讨论。 华罗庚一家六口曾和闻一多一家八口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 中间只用布帘隔开，华罗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于牛圈上的阁楼里完成了重要学术著作。 正是在这所“最穷的大学”里，在梅贻琦等人的守护下，学术的火种不仅未曾熄灭，反而迸发出惊人的光芒。 短短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上百位院士和人文大师，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一切，离不开梅贻琦这位“船长”在惊涛骇浪中的沉稳掌舵。 他对“教授治校”制度的坚持，对学术独立的捍卫，以及对每一个师生不遗余力的爱护。 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北返。但是，时局再次风云变幻。 1948年底，梅贻琦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当时难以理解的决定，他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后又去了美国。 很多人认为他是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同行。 但是，他晚年的行迹和临终遗物，揭示了他深藏的苦衷与坚守。 他离开，是为了保护一笔特殊的资产，清华的“庚子赔款”基金。 这笔钱是清华大学办学的重要经济基础，按规定，动用它需有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两人共同签字。 梅贻琦深知，如果他留下，这笔钱很可能不保。 他选择以“清华校长”的身份离开，自己就成了保管这笔基金的最后一把锁。 在美国，他生活清贫，只从基金中领取微薄薪水，他的夫人甚至需要去衣帽工厂做工、给人做保姆来维持生计。 1955年，他赴台湾，用这笔基金筹办新竹清华大学。 他晚年罹患癌症，病重入院时，竟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最终是校友们听闻后紧急募捐，才解决了手术开销。 1962年，梅贻琦在台北病逝。人们整理他随身数十年的旧皮包，里面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私人物件，只有一本账簿。 上面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地记录着清华基金数十年的每一笔收支。 在场者无不动容。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