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陈掖贤小名宁儿，自出生起就没享过多少母爱，母亲赵一曼为了革命事业，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就将他寄养在大伯家，此后便辗转于抗日一线，母子俩再未相见。 1936年赵一曼牺牲前，在赴刑场的火车上写下遗书，字字都是对儿子的牵挂与期许，可这封信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在日军档案中被发现，送到已是青年的陈掖贤手中。 拿到遗书的那天，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痛哭不止，一笔一划抄下母亲的遗言，回家后竟用钢针将赵一曼三个字刺在了自己手臂上。 这份刻在皮肉里的思念，成了他一生都卸不下的枷锁，世人都知道他是英雄的儿子，却没人懂他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有思念，有自豪，更有从未得到母爱的遗憾。 他从小在大伯家长大，虽衣食无忧，却始终缺少一份至亲的陪伴，性格里渐渐多了孤僻与敏感。 成年后的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成为北京工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该安稳的人生，却接连遭遇打击，他与学生张友莲结婚后，生活并不顺遂，两人因性格不合频繁争吵，第一次离婚后，妻子精神受到刺激，时常需要住院治疗。 心软的陈掖贤选择复婚，可妻子时好时坏的病情，让家里始终笼罩着压抑的氛围，也耗尽了他太多精力。 更让他痛苦的是时代带来的冲击，特殊年代里，父亲陈达邦被诬陷为叛徒，陈掖贤多次上书为父亲申辩，结果自己也受到牵连，被关进牛棚。 这段经历让本就孤僻的他更加沉默，昔日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意气，渐渐被麻木与消沉取代。 后来学校解散，他被分配到机床厂供销科工作，远离了熟悉的讲台，每天只是低头上下班，极少与人交谈，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 陈掖贤的骨子里藏着母亲的正直，却也有着过于执拗的性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心疼他生活窘迫，带他到政协礼堂吃了一顿有红烧狮子头的饭，这顿饭却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看着街头挨饿的群众，觉得自己享受了特权，违背了母亲为国奉献的初心，甚至提笔写下对当时政策的看法寄给中央。 这份较真，让他在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愈发孤立，也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始终充满困惑。 他始终活在母亲的光环下，却从未得到过光环带来的庇护，反而要承受更多期待与压力。 旁人都觉得英雄的儿子理应坚强优秀，可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要面对生活的琐碎、婚姻的困境、时代的磨难。 手臂上的刺青时刻提醒着他母亲的牺牲，可现实的挫折却让他一次次怀疑人生，找不到支撑下去的力量。 1982年8月，陈掖贤连续几天没上班，同事们放心不下上门探望，才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同事们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手臂上模糊的刺青，无不唏嘘落泪。 陈掖贤的悲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与个人命运交织的结果，他承载着母亲的遗愿来到这个世界，却一生都在填补母爱的空缺，对抗生活的磨难。 英雄的光环给了他身份的标签，却没能给他抵御苦难的力量，赵一曼用生命守护了国家，却没能看着儿子长大，若她地下有知，看到儿子如此结局，想必真的会心疼不已。 这个被英雄光环包裹的普通人，最终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一生的挣扎，留给世人无尽的感慨与反思。 参考资料：人民网《临刑时刻，赵一曼最牵念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