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一将军因战败被削去兵权，自知前途无望，于是对帐下五千死士说：跟我回乡，再造一个大唐。 残阳如血，照着破碎的营旗。中军帐前，李承业解下染血的铠甲，那上面布满了刀箭的痕迹。朝廷的使者早已快马离去，只留下一纸敕令：削去一切军职，遣散部众，永不叙用。风吹过空旷的营地，卷起沙尘，五千甲士静默地列队站在他面前，铁盔下的眼睛，依然望着他们的将军。 这些人跟着他转战南北，从河朔到江淮，身上都带着疤。如今树倒猢狲散，本是乱世的常态。李承业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熟悉而沧桑的脸，忽然提高了声音，那声音嘶哑却像撞钟：“朝廷不要咱们了，这天下也没咱的位子了。可我李承业问心无愧——咱们的血，是为大唐流的！”他顿了顿，手指向遥远的西方，那是关中故乡的方向，“跟我回去。咱们用握刀的手，去握锄头；用列阵的脚，去走田埂。咱不争那汴梁、长安的虚名了，就在家乡那片土上——咱们再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唐’！” “再造一个大唐。”这六个字落在死寂的空气中，却点燃了什么东西。那不是野心，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守护欲。这些汉子们互相看了看，不知是谁先吼出一声：“愿随将军！”随即，五千个声音汇聚成低沉的轰鸣，在原野上回荡。他们没有散，一兵一卒都没有。 回乡的路走了三个月。这支没有旗号的队伍，褪去戎装，兵器裹在行囊里，看起来像一群逃难的流民，只是行列间依稀可见行伍的齐整。他们穿过被战火蹂躏的州县，见过易子而食的惨剧，见过官道上无人收敛的白骨。每见一次，李承业眼里的火光就黯一分，而决心却硬一分。他要造的“大唐”，不是龙椅上的那个，是能让乡亲夜里敢开着门睡觉，灶头能升起炊烟的那个。 故乡陇州也不太平。匪寇如毛，田地荒芜，县城墙垣残破，官吏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乡民们起初看到黑压压一群汉子回来，吓得紧闭门户。李承业让部队在村外扎下简陋的营盘，亲自带着十几个老部下，挨家挨户解释，送上途中节省下来的口粮。他们说的不是朝廷王法，而是最朴实的话：“老少爷们，我们也是这方水土养大的。如今回来了，只想有碗安稳饭吃，也想让乡亲们都吃上安稳饭。” 开始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李承业将五千人重新编组，青壮专司护卫与垦荒，老弱妇孺则负责后勤营生。他们第一件事不是划分地盘，而是修复年久失修的水渠。那些握惯了横刀长矛的手，抡起锄头铁锹，一样有力。清冽的山水沿着故道重新流入干裂的田地时，许多老农蹲在田埂上，忍不住用粗糙的手去摸那水流，眼泪滴进泥土里。 匪患来了。几股窥伺的流寇以为这群人是肥羊。一个月黑风高夜，他们啸聚而来，想抢粮抢人。等待他们的是黑暗中突然竖起的矛林，是沉默却整齐划一的反击阵型。这些厮杀汉的本事，用来对付乌合之众的匪徒，如同快刀切豆腐。一战而溃，俘虏上百。李承业没有杀俘，他让匪寇们看着他们新建的谷仓、修缮的屋舍、嬉戏的孩童，然后说：“留下力气种地，这里有饭吃；再敢为匪，定斩不饶。”大部分人留下了，成了新的垦荒者。 秩序，像水润万物般悄然滋生。他们以军营的编制管理乡里，却又比任何衙门都公道。纠纷由有威望的老兵和乡老共同断决，赋税自己定、自己收、自己用于修路筑桥。他们甚至慢慢吸引着周边逃散的流民前来依附。短短数年，以故乡山村为中心，竟形成了一个方圆百余里、夜不闭户的“桃源”。集市重现，读书声也从简陋的社学中传了出来。 李承业常常在傍晚登上村后的山岗。眼前不再是军营连绵，而是阡陌纵横，炊烟袅袅。身边的老校尉感叹：“将军，咱这算不算‘再造了一个大唐’？”李承业摇摇头，又点点头：“长安的大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但你看这炊烟，听这鸡鸣狗吠……这才是老百姓心里头的大唐。咱们没白回来。” 他们始终没有立旗号，没有称王称霸。在天下分崩、朱温篡唐的那段血腥岁月里，这片由一群退役军士和农民守护的土地，成了风雨飘摇中一个坚实的孤岛。史书无载，因为这并非王朝更迭的大事。但那些关于“李家营”的传说，却在陇西一带代代口耳相传：说那里曾有一群不要朝廷封赏的兵，自己给自己造了一个安稳的世道。 李承业病逝在一个平凡的春日下午。遗嘱简单：葬于南山，面向田畴。碑文只刻“唐人李承业”，没有官职。那五千死士，早已化为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农夫、技艺娴熟的匠人、守护乡里的父亲。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兑现了那个落日下的誓言——他们没有再造一个王朝，却用刀剑转化而来的锄犁，在废墟之上，重建了“大唐”最本真的模样：一片能让生命休养生息、让希望扎根的土地。 （故事构思参考晚唐藩镇及民间自卫史料，融入对家园与秩序的历史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