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1970年6月18日早上，上海奉贤五七干校里，55岁的导演顾而已用一条旧裤腰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条裤腰带打的是舞台道具常用的绳结，他死在了屋檐下。一个在电影片场最较真、最追求真实感的导演，最后却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法，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他1915年出生在江苏南通，早年投身戏剧和电影事业，是国内影坛的资深前辈。四十年代末，他和第二任妻子林佩玲结婚，两人都从事文艺工作，起初日子过得安稳。 顾而已才华出众，不仅在香港创办过大光明影业公司，回到内地后还执导了《天仙配》《燎原》《星星之火》等多部知名影片，深受观众喜爱，在业内声望很高。1952年公私合营时，他主动交出公司股份，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心扑在创作上，那时的他，完全想不到多年后会因这些经历遭难。 1966年特殊年代来临，文艺界成了重灾区，顾而已很快被推到风口浪尖。他执导的《燎原》被批判为给被打倒的领导人翻案，在香港创办公司的经历也被打成“污点”。造反派经常半夜闯进他家，翻箱倒柜搜查，勒令全家面墙站立，一家人整日活在恐惧中。 他还被强迫和搭档顾也鲁一起，抬着纸糊的“大光明影业公司”牌匾游街，最后再把牌匾扔进火里，遭受人格侮辱。短短几年里，他被抄家多达17次，批斗、写检查成了家常便饭，精神和肉体都承受着巨大折磨。 当时和他一起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的，还有不少文艺界名人，巴金、黄蜀芹都在其中。巴金年近七旬，经常被押回上海游斗，白天干活、吃饭时，只要造反派一声令下就得立刻动身，晚上还常做噩梦滚下床。 黄蜀芹在干校待了5年，3年被隔离审查，24小时有人看管，生病要动手术都被拒绝，说她“没资格看病”。干校里的“审查”毫无道理，诗人闻捷只因在镇上买了副大饼油条，就被批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改”，可见当时的环境有多极端。 顾而已的悲剧，导火索是妻子林佩玲的举报。造反派把林佩玲当成突破口，勒令她限期检举揭发顾而已，交上去的材料几次都不过关，还受到威逼利诱。她带着四个孩子，早已被无休止的冲击吓得惊魂未定，担心全家都被牵连，最后只能违心写下检举材料，把夫妻间私下说的几句闲话，比如“女首长与从前判若两人”之类的话交了上去。这些话被造反派当成“罪证”，对顾而已的审讯和批斗更加严苛。 对顾而已来说，外界的批斗尚可忍受，最致命的是来自亲人的背叛。夫妻本是最亲近的人，却在压力下站到对立面，这让他彻底寒了心。长期的折磨、频繁的羞辱，再加上亲人的反水，让他对生活失去了所有希望。 1970年6月17日下午，他雇三轮车把十多岁的大儿子送回家，给了孩子10块钱，说“爸爸要去另一个世界了”，懵懂的孩子以为他只是回干校，没听懂这是最后的告别。第二天一早，他就用自己最熟悉的舞台绳结，结束了生命。 顾而已死后，被认定为“畏罪自杀”，林佩玲陷入无尽的懊悔，她知道自己的材料是压垮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无力挽回。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没有稳定收入，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幸好顾而已的弟弟顾尔镡、搭档顾也鲁时常接济，才勉强维持。直到1979年，顾而已被平反昭雪，林佩玲和孩子们接到通知书时，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这场迟到的清白，终于告慰了逝者。 顾而已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个年代里，无数文艺工作者遭遇了类似的磨难。老舍在1966年被批斗后投湖自尽，焦菊隐为了让《茶馆》能上演，被迫硬加“红线”，违背创作初衷。这些悲剧的根源，是极端环境下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才的摧残，个人在时代洪流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无力。顾而已用舞台人的方式落幕，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的作品，还有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