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她的人，据说能从北京排到南京。一堆的首长，一堆的大领导，削尖了脑袋想把这位红遍全国的“二妹子”娶回家。结果呢？她愣是一个都没看上，扭头自己去追了团里一个长相平平、大她好几岁的秘书。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 “二妹子”不是别人，正是上世纪50年代红透半边天的演员陶玉玲。1957年，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她饰演的农村姑娘二妹子，带着江南水乡的灵秀和骨子里的韧劲，一句“九九艳阳天”唱遍大江南北。 那会儿的她，刚满20岁，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重点培养对象，走到哪儿都能收获满街的追捧。 追捧她的领导里，有战功赫赫的军区首长，有手握实权的地方干部，甚至有人托了好几层关系，带着珍贵的手表、绸缎上门说亲，承诺给她最好的生活待遇，让她脱离基层文工团的辛苦。 可陶玉玲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递来橄榄枝的人，爱的多半是“二妹子”这个银幕形象，是她身上的名气和光环。 有一次，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专门来团里看她，谈话间句句离不开“以后你不用再跑基层演出”“我能给你安排更好的发展”，从头到尾没问过她真正喜欢什么、在意什么。 这样的“厚爱”，让她打心底里抵触。她从小在江苏镇江的普通家庭长大，父母都是本分人，教她做人要实在，感情要纯粹，那些附着在名利上的感情，她半点都不稀罕。 她眼里的那个秘书，叫黄国林，是团里负责文书工作的普通干事。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还带着点腼腆，扔在人堆里根本不起眼。可陶玉玲偏偏注意到了他。那年她排练话剧《东海最前线》，连续半个月熬夜改剧本、练台词，经常错过饭点。 黄国林每次都会默默给她留一份热饭，有时是两个白面馒头加一份青菜，有时是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放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附上一张简单的字条：“趁热吃，别累坏了”。 有一次她演出时不小心崴了脚，也是黄国林第一时间找来冰袋，背着她去医务室，一路上还笨拙地安慰她“没事的，休息几天就好了”，语气里的焦急不是装出来的。 这些细碎的瞬间，让陶玉玲感受到了久违的踏实。黄国林知道她拍戏时怕黑，会在她夜间赶拍外景时，悄悄在旁边举着马灯守着；知道她念台词容易卡壳，会提前帮她把难记的段落抄在小本子上；甚至知道她胃不好，从不给她带辛辣油腻的食物。 这些关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因为她是陶玉玲，不是那个万众追捧的“二妹子”。 团里的同事都觉得她傻，连团长都找她谈过话：“小陶啊，你年纪轻，不懂人情世故。黄国林人是好，但没权没势，跟着他你以后要受委屈的。” 陶玉玲只是笑着回答：“团长，我要的不是权势，是能真心对我好的人。 ” 那些追求者见她态度坚决，有的惋惜，有的嘲讽，甚至有人说她“放着金凤凰不当，偏要嫁个穷小子”。可陶玉玲不管这些，主动向黄国林表明了心意。 黄国林当时都懵了，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反复说：“我没什么本事，给不了你好日子。” 陶玉玲却认真地说：“日子是两个人过出来的，只要你对我好，再苦我也愿意。 ” 1958年，两人在团里的小会议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豪华的排场，没有贵重的彩礼，只有同事们的几句祝福和一对红枕头。婚后的生活确实清贫，黄国林工资不高，陶玉玲因为经常跑基层演出，聚少离多，但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好。 有一年冬天，陶玉玲在东北演出，天气寒冷，她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黄国林听说后，连夜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赶过去，身上只带了一件厚棉袄和几包感冒药。 看到她虚弱地躺在床上，黄国林心疼得直掉眼泪，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给她擦身、喂药、熬粥，直到她痊愈。陶玉玲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没选错人。 ” 文革期间，陶玉玲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很多人都躲着她，可黄国林始终对她不离不弃，每天下班后都去农场看她，给她带吃的，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陶玉玲重返银幕，事业再创高峰，成为家喻户晓的老艺术家，可她和黄国林的感情始终如初。 黄国林依旧是那个朴实的人，从不借着她的名气谋私利，依旧会在她晚归时留一盏灯，在她疲惫时递上一杯热茶。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六十多年，直到黄国林2017年去世，陶玉玲提起他，眼里依旧满是温柔。 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与身份地位无关，只关乎两颗相互契合的心。陶玉玲当年的选择，看似“疯狂”，实则清醒。她看透了名利场的虚情假意，坚守了内心对纯粹感情的追求。 在这个越来越看重物质的时代，这样的爱情更显珍贵。它告诉我们，最好的婚姻，不是你有多优秀，而是有人愿意把你放在心上，用一生的时光护你周全。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