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京招待所内，军政部次长陈诚被枪声惊醒后慌忙躲进餐厅面粉柜，被抓到时满身白面狼狈不堪。而同时被扣的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却显得格外淡定，这位外号"陈傻子"的上将，在乱局中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从容。 蒋介石亲赴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第六次大围剿。跟随他而来的，是一批南京政府的核心军政大员：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内政部长蒋作宾、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等。这些人平日里位高权重，谁能想到数日之后，他们会以另一种身份聚在一起——阶下囚。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决定次日发布围剿命令。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还在易俗社戏院招待这批军政大员听秦腔。觥筹交错间，没人察觉暴风雨即将来临。 凌晨枪声骤起，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这座八角形建筑是当时西安档次颇高的酒店，此刻却成了关押要员的临时监狱。士兵们荷枪实弹冲进楼内，一群平日威风凛凛的上将、院长、省主席被吆喝着赶到大厅集中看管。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住在一楼东北角，闻警后试图跳窗逃跑，混乱中身中流弹，数日后不治身亡。 陈调元是河北安新人，1886年生于农家，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冯国璋麾下起步，不到三十岁就做了南京宪兵司令。此人身材高大，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憨厚模样，人送外号"陈傻子"，实则能说会道、擅长交际，在苏沪一带的军政闻人、三教九流中都混得烂熟。民国官场历经冯国璋、李纯、齐燮元、孙传芳、蒋介石数朝更迭，他始终能站稳脚跟，靠的就是这份"汉大心直"外表下的千伶百俐。 事变当日午后，张学良亲自到西京招待所"压惊"。据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回忆，张学良见面即说对不起，强调"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陈诚当场质问："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学良态度坚决地表示，此举目的在于八项抗日主张，并告知已将在场诸位的名字一并列入通电。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随后拿着通电稿到招待所，要求被扣大员在上面签名。这一幕颇为尴尬：签，意味着认同兵谏；不签，又不知将面临什么后果。结果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人都签了名。通电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后面跟着一长串被扣大员的名字，这份特殊的历史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 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到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通报事件进展。陈诚与他反复交锋，一方坚持"安内攘外"，一方力主"联俄抗日"，争论激烈却也算得上"君子之争"。直到12月25日杨虎城前来道歉，众人才知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 陈调元在这场惊变中的具体表现，史料记载不多。但从他一贯的处世风格推断，这位历经北洋、国民革命军数次易帜而屹立不倒的"三朝元老"，大概早已练就了临危不乱的本事。事变后他继续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3年因喉癌在重庆病逝，终年五十八岁，国民政府追晋其为陆军一级上将。 西京招待所大厅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军政要员，有人藏进面粉柜，有人跳窗中弹，也有人镇定如常。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平日呼风唤雨的人物，在枪口面前同样脆弱；而真正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却是那几天里各方势力的博弈与妥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这段历史，值得后人反复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