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1934年，苏青刚结婚，新婚头一天，她推开房门，就看到丈夫和表嫂说说笑笑，动作亲昵，眼神里藏着秘密，苏青站在门口，心里翻江倒海，可脸上没露出来。 她把门带上，进了厨房，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她明白，有些事，不能说破，说破了日子就没法过。 那时候的苏青，是宁波有名的才女，她读书多，脑子活，考上中央大学外文系，是家乡第一人，可刚结婚，怀上孩子，学业也得放下。 婆家人对她并不热情，觉得她书念得再多，不如能生个儿子，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女儿，婆婆脸色就拉下来了，苏青没吭声，继续照顾一家老小。 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婆婆叹气，丈夫冷淡，苏青下夜床，抱着孩子，夜里常常听见丈夫在外屋低声说话，不用猜，知道他心思早就不在家了。 她不哭不闹，该做饭就做饭，该洗衣服就洗衣服，心里憋着一口气，什么都不说。 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丈夫在外面花钱大手大脚，回家却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米缸见底，苏青拉下面子问他要钱。 丈夫嫌她烦，甩手就是一耳光，苏青愣住了，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更是凉到底，她那时候才二十多岁，身边没有人能帮她，娘家远，婆家冷，日子怎么过，全靠自己撑着。 苏青不想认命，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点着灯，把心里的苦闷写在纸上，她写自己怎么从一个爱读书的小姑娘，变成了家里被人嫌弃的媳妇。 稿子投出去，没想到真的被杂志登了，虽然稿费不多，但她知道，靠自己也能活下去。 丈夫对苏青写文章的事并不在乎，他只关心自己在外面混得怎么样，苏青见多了他的冷脸，也习惯了，家里的气氛一直压抑，婆婆见她不生儿子，动不动就数落她。 苏青咬着牙，什么都不回嘴，她觉得，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用看别人脸色。 接连几年，苏青又生了孩子，每次生的还是女儿，婆家人说风凉话，苏青听着难受，但没办法，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孩子们照顾好，自己多写点文章，挣点钱补贴家用。 孩子生病，她一个人跑医院，排队挂号，自己扛下来，丈夫不问，婆家不管，苏青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 有一回，苏青实在撑不住了，跟丈夫摊牌，说自己受够了，丈夫却觉得她多事，说家里的事不用她操心，苏青看着他，心里彻底凉了，她知道，这个男人靠不住，这段婚姻，靠的只有自己。 1940年代，苏青靠写作慢慢有了名气，稿子多了，钱也多了，她把孩子送去学校，自己继续写文章，日子总算有了点盼头。 可外面的人议论她，说她是“不要脸的女人”，因为她敢写自己婚姻里的苦，敢说丈夫的不是，苏青不在意这些，她只想让自己和孩子活得更好。 邻居们背后议论：“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还敢写文章，真是不要命。”苏青听见了，心里却更坚定，她觉得，女人活着不是为了谁，得为自己争口气。 她开始办杂志，联系作家，亲自去印刷厂拉杂志，搬回家亲手装订，下雨天，杂志湿了，她一页页晾干，孩子们在旁边帮忙，小小的屋子里，都是书和杂志的味道。 有一阵子，苏青的文章很受欢迎，她写女人的难处，写家里的琐事，什么都敢说，很多女人给她写信，说看了她的文章，觉得自己也有勇气了。 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苏青被扣上了“汉奸文人”的帽子，杂志被查，家里被抄，钱没了，她带着孩子，四处找活干，有人劝她低头认错，可苏青不肯，她说，自己没做对不起良心的事，不愿意随波逐流。 最难的时候，苏青靠写剧本挣钱，她改编越剧，写《宝玉与黛玉》，每天熬夜写稿，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得厉害。 家里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母女几个人挤在一起，每月工资才四十多块钱，买完米和菜就剩不了多少，她常常吃着剩饭，咬咬牙撑过去，孩子们大了，有的出去工作，有的还在上学，苏青从没指望过谁帮她，她只信自己。 晚年，苏青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严重，医生说肺里都看不清了，她躺在床上，翻着自己年轻时写的稿子，心里百感交集。 她想，如果当初没有那一巴掌，没有那句“要钱自己去挣”，自己的路会不会不一样，可她从来没后悔过，哪怕再苦再难，她也从没低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