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他的妻子傅涯悲痛万分。李克农作为陈赓最好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楼上病房住着，心力交瘁的傅涯决定给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 1961年3月16日，上海一所医院的走廊里光线发灰。 楼下，白床单刚刚盖住陈赓的脸；楼上，电话机静静躺在柜子上，傅涯伸手去拿，指尖打颤，却还是摁了下去。这一串号码拨出去，对面那个人心里，从此多一块空。 话筒那头传来沙哑的声音，是李克农。 他也住在这家医院，原本打算哪天精神好一点，就下楼去看看这位老弟。傅涯咬着牙，把消息说完，病房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了一阵，那边闷出一句：“谁敢拿这种事跟老子开玩笑？”宁肯相信有人胡闹，也不愿承认楼下那个打了一辈子胜仗的人，说没就没。 不久前，他才到病房探望陈赓。那一次，他把一瓶白酒塞在衣服里带进门。 傅涯被支出去办事，门一关，两个人就在病床边的小桌旁把酒倒上。酒一入口，战场上的凶险，挨批评的窝火，建国后的忙乱，你一句我一句，时不时笑得直不起腰。那时只觉得，身体差一点没关系，只要还能举杯，还能扛事。 等到电话这一头只剩下盯着天花板的目光，他才明白，那瓶酒成了诀别酒。 妻子已经走了，最好的战友也没了，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床、一桌药瓶。 他一杯接一杯往肚子里灌，酒精烧得嗓子生疼，心里却越来越凉。杯子摔在地上，他咬牙挤出一句：“陈赓走了，喝什么酒都没味。”第二年，病情一路往下走，人也撑不住了，像是跟着那通电话一起走完了路。 在战友眼里，陈赓总是带着笑，从参加革命起就不太按常规来。 朱德桌上放着几个苹果，他路过顺手抓一个，咬得嘎嘣响，老总回头一看，只剩带牙印的果核。开会口渴，他不管场面多正式，站起来往主席台一走，当众要水喝。 彭德怀不爱吃饭，他就盯着人家使激将法，非要把这位铁面将军的饭碗填满一点。 粟裕、黄克诚、李克农、陈锡联，在他跟前都放下架子。 周恩来、邓颖超见到他，语气常常像亲戚串门。长征过草地的旧事、战地上的小插曲，翻出来一讲，连最难熬的日子都多了几分人气。 黄克诚近视得厉害，眼镜一摘，走路要摸墙，被大家喊“黄瞎子”；陈赓腿伤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好多人干脆叫他“陈瘸子”。这些绰号听着不雅，在他们圈子里，却成了亲近的记号。 有一次大家围坐一桌，他听人谈养生，晃了晃腿，半真半假地说：“看着挺硬朗，其实活不过六十。黄瞎子更惨，也就再活个三四年。”一桌人哄笑，只当他拿自己开玩笑。 一九六一年这张死亡证明摆在众人眼前时，细一算，他走的时候五十八岁，离那句“活不过六十”只差两年，笑声就变了味。 他身上的伤，是一点点攒出来的。 腿上被打穿、炸伤不止一次，天气一变，旧伤就跟着作怪；心脏也不争气，长年奔波，早已透支。 新中国成立后，枪声小了，他还是闲不住。国家要办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上面把担子交给他，他扛着包袱往东北跑，那就是“哈军工”。那几年，经费一点点抠，人一个个请，设备一件件争。他跑部门、写报告，为几间教室、几台机器据理力争；遇到看重的专家，亲自上门，磨到对方点头。 长期这么折腾，心脏像挂在绷紧的弦上，心肌梗死一回接一回。 医生劝他停一停，他嘴上说听见了，转身又钻进办公室。也正因为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他静下心来写《作战经验总结》。那些文字里，有对战场的判断，也有对后来人的叮嘱，更像写给后辈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病情压过意志。 十六日上午，上海病房里忙乱了一阵，仪器上的曲线停下，再没爬起。陈赓的大名，从那一刻起，跟“英年早逝”连在一起。粟裕听见噩耗，整个人僵在椅子上，手指在扶手上收紧，最后还是掉下泪来。 对这些在枪口下活过来的人来说，本以为生死看得开，轮到这样的战友走，心里还是像被人敲了一下。 周恩来接到报告，无语。长征过草地时高烧不退，被抬在担架上的情景，在脑子里一格一格翻回去。当年是陈赓领着人，一脚深一脚浅地把担架往外抬，把他从那片要命的草地上拖出来。这段旧事平日压在心底，这一次变得格外清晰。他亲自主持追悼会，在陈赓的骨灰盒上题字，把情分落在那几行字里。 灵堂里，傅涯站在下面，脸色苍白，眼眶浮肿，身子却挺得笔直。 她知道，身边这个人，不光是家里的主心骨，也是许多人心里的靠山。有人低声说，陈赓的离去，是共和国的一大损失。 从草地担架，到哈军工校门；从前线指挥图，到桌上的经验稿，哪一件不是硬邦邦的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