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山东一户农家的女主人，将一些吃的递给门前的乞丐，乞丐没有接，开口的一句话却让女人泪流满面。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山东一户人家的门被轻轻推开。门口站着个衣衫破烂、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头发结块遮住脸庞，只有一双眼睛透着执拗的光。 开门的女人定睛看清门口的人，身子一趔趄就扑了过去，双臂死死抱住他，滚烫的泪水一下子浸透了他单薄的衣襟。 这个人就是韩子栋。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像乞丐的男人，刚从几千里外的重庆逃回来。 韩子栋的晚年过得格外平静。身边人偶尔提起《红岩》里的华子良，他也只是默默听着，很少说那就是自己的原型。 这份“运气”，是十四年装疯卖傻换来的。时间回到1947年前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高墙之上架着电网，特务看守个个心狠手辣，这里关押的都是国民党军统认定的要犯。 可他和别的犯人不一样。在特务眼里，他就是个彻底疯了的“废人”。头发乱蓬蓬遮住眉眼，脸上总沾着污垢，整天要么对着墙壁傻笑，要么在放风院子里不停转圈。 特务们常拿他寻开心。把地上的虫子递到他面前，逼着他吃，他二话不说就抓起来塞进嘴里。动手打他、开口骂他，他也只是嘿嘿傻笑，没有半点反抗。 久而久之，“疯老头”成了他的代号，特务们对他彻底没了戒心。出门买菜的时候，还会喊上他帮忙提篮子，把他当成免费的苦力使唤。 没人看透这份疯癫背后的隐忍。韩子栋在大雨里奔跑，不是真的糊涂，是为了唤醒被牢狱生活磨萎缩的肌肉，为逃跑积攒力气。他吞吃虫子、忍受打骂，是故意装出来的模样，只为让敌人放下所有防备。 那间牢房又阴又潮，霉味呛人。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每天都在心里默默琢磨着事儿。算着关押的日子，算着逃跑的路线，像一头耐心的猎豹，静静等待最佳时机。这个时机，他一等就是十四年，直到1947年8月18日。 那天，特务卢兆春要去磁器口买菜。不知道是那天天气晴好让人心情舒畅，还是打心底里认定韩子栋是个彻底的疯子，他竟然只带着韩子栋一个人，就走出了白公馆的大门。 卢兆春买完菜，被几个熟人拉进了路边的茶馆。赌瘾上头的他，早已把身边的“疯老头”抛到脑后。 他回头瞟了蹲在门口的韩子栋一眼，那人缩着身子像只没骨头的癞皮狗。他笃定这个连路都认不全的傻子，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他把枪往桌上一放，就投入到牌局里，吆喝声盖过了周围的喧闹。 韩子栋蹲在门口，表面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注意力却全在屋里的特务身上。 他用眼角余光紧紧盯着卢兆春，看着对方全神贯注盯着手里的牌，连眼皮都很少抬。韩子栋知道，机会来了。 他慢慢站起身，装作要去解手的样子，一步一挪地朝着茶馆后面的小巷走去。刚转过墙角，脱离特务的视线，那个“疯老头”瞬间变了模样。 他身子一挺，迈开大步朝着嘉陵江边狂奔，速度快得像一头冲出牢笼的猛兽。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心脏跳得快要炸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拼命跑。 跑到江边，江水滚滚流淌，岸边孤零零系着一条小木船。船主不在，船桨却好好地放在船上。韩子栋来不及多想，纵身跳上船，拼尽全身力气划动船桨。 身后远远传来特务发现人失踪后的叫骂声、哨子声，他知道，自己终于逃出了白公馆这个鬼地方。 可逃出白公馆，只是苦难的开始。从重庆到山东老家，几千里路途，他身无分文，衣衫破烂，还被军统悬赏捉拿。 他心里清楚，大路上全是搜捕他的人。不敢有半点侥幸，只能专拣那些荒无人烟的山野走，白天躲着太阳，晚上摸着黑赶路。 饿了就到地里刨几个生红薯，连皮都不擦就啃着充饥。渴了就趴在河沟边，喝几口浑浊的脏水。 为了不被认出来，他故意把泥巴抹在脸上、身上，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乞丐。路过村庄时，不仅要躲开路人的目光，还要忍受恶狗的追咬，承受不懂事孩子扔来的石块。 四十五天，整整四十五天。好几次和搜捕的国民党士兵擦肩而过，对方闻到他身上的臭味，都捂着鼻子厌恶地推开他，没人会想到，这个邋遢的乞丐，就是他们要找的要犯。 支撑他走下去的，是怀里藏着的重要情报，那是必须亲手交给党组织的东西。还有对妻子李玉珍的牵挂，他始终相信，妻子一定在老家等着他。 终于，他走到了家门口，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屋里的炉火微弱，却驱散了他身上的寒气，温暖了他饱经磨难的身心。 看着妻子熬红的双眼、满是冻疮的双手，这个在特务严刑拷打下都没掉过一滴泪的硬汉，眼眶泛红，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韩子栋用隐忍和坚守，从黑暗里闯出了一条生路。那些藏在疯癫背后的清醒，那些埋在苦难里的坚守，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动人。这份风骨，穿越岁月，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