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法院今天宣布： 2026年1月26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裁定，80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身体状况符合受审条件，定于2月23日举行指控确认听证会，这意味着拖延数月的“反人类罪”审判即将进入关键阶段。 杜特尔特的“反人类罪”指控，源于其任内（2016-2022）发起的“毒品战争”，根据菲律宾官方数据，这场运动导致超过6000人死亡，而人权组织统计的数字则高达2.7万至3万，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18年启动初步调查，2024年正式申请逮捕令，指控其犯有反人类罪中的谋杀、酷刑及其他非人道行为。 然而，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与法律的交织，2019年3月，菲律宾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成为第二个退出该法院的亚洲国家。 杜特尔特政府坚称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管辖权”，因为菲律宾已经退出，且本国司法体系“完全有能力处理相关案件”，这种主权与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冲突，贯穿了整个案件进程。 杜特尔特的健康状况成为此案拉锯战中的关键变量，2025年初，其法律团队提交了多份医疗报告，声称这位前总统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巴雷特食管、重症肌无力等，不适合接受长时间审判。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委托的独立医疗小组经过数月评估，最终认定“被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均足以理解诉讼程序并为自己辩护”，这一裁定不仅基于医学判断，也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推进此案的决心。 此案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法庭之内，它涉及国际刑事法院与主权国家的权力边界问题。 尽管菲律宾已退出，但国际刑事法院坚持对2019年3月退出前发生的罪行拥有管辖权，这种立场的法理基础是《罗马规约》第127条第2款，规定退出不影响退出前已进行的程序，然而，这种解释在成员国中并非没有争议。 再者，案件揭示了全球正义的选择性难题，批评者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起诉远多于其他地区，存在“选择性司法”的嫌疑。 而杜特尔特作为首位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亚洲前国家元首，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将直接影响该法院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公信力。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杜特尔特案件还牵涉大国博弈，菲律宾作为美国条约盟友，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战略地位，杜特尔特任期内奉行“亲中疏美”政策，其法律命运可能影响菲律宾未来外交走向，一些分析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在此刻推进审判，背后可能有复杂的地缘政治计算。 案件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启示同样值得关注，随着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演变，国际刑事司法如何平衡普遍正义与国家主权，如何避免成为大国政治工具，如何真正实现“不让最严重国际罪行的肇事者逍遥法外”的宗旨，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2月23日的听证会将是案件的关键节点，如果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确认指控，杜特尔特将成为继苏丹前总统巴希尔、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后，第三位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前国家元首，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审判都将成为国际司法史上的标志性案例。 杜特尔特案件的本质，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在21世纪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缩影，表面上是关于一位前领导人是否应为禁毒战争中的死亡负责，深层则是全球正义如何在尊重主权与追究暴行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难题。 国际刑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选择性正义”的质疑中，非洲国家批评其过度关注该大陆而忽视其他地区的暴行，西方国家被指控利用该机构推进地缘政治目标。 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担忧其成为新形式的殖民工具，杜特尔特案的特殊性在于，它可能打破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洲中心”模式，检验这一机构是否真能成为普遍正义的守护者。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国际刑事司法能否超越权力政治？历史上，从纽伦堡到卢旺达特别法庭，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阴影从未完全散去。 今日，国际刑事法院欲审判一个已退出该法院国家的前领导人，此时，其倚仗的不只是冰冷法条，更需国际社会给予广泛的认同与鼎力支持。 菲律宾的案件揭示了全球治理的深层矛盾：我们既希望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又警惕任何超国家机构对主权的侵蚀，既渴望正义得到伸张，又担心正义成为选择性武器，这种矛盾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尤为尖锐。 杜特尔特审判的最终意义，可能不在于一位前总统是否被判有罪，而在于它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全球正义机制的信任，如果审判被视为公正、独立且符合程序正义，它可能加强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如果被视为政治操纵的结果，则可能进一步削弱本就脆弱的全球司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