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亭亭玉立，落落大方，才华出众，非常漂亮。这张照片的背景，布满了鲜花，在鲜花的衬托下，蒋英显得更漂亮。 那天沙逊大厦八楼灯一盏盏亮起来，窗外江面已经黑了。 龙凤厅里一溜花篮，把通道挤得窄窄的。来宾一推门，只看见一身白纱站在花前，身段挺直，神情有点拘谨。有人小声说，这是蒋家的三小姐，从欧洲学声乐回来的。 旁边那位穿礼服的，就是在美国念到教授的航空专家钱学森。 这场婚礼热闹，底子早就埋下。 老一辈那边，钱均夫和蒋百里年轻时同窗，又一起去日本留学，感情越处越深。回国以后，两家往来密切。蒋家五个女儿，院子一放学就笑闹成一片。钱家只有一个儿子。 看久了，钱学森的母亲动了心，想认个女儿进门，既添人，又把这份交情拧得更紧。 挑来挑去，落在排行老三的蒋英身上。 那年她五岁，被接进钱家，改名叫钱学英。 大人说，这里以后就是家。名义上的大哥哥比她大八岁，成天抱着书本，很少理人。小姑娘怕生，又爱黏人，见他不陪玩，就总觉得委屈，动不动掉眼泪。时间一长，钱母心软，看她老哭，只好把孩子送回蒋家。 养女到这一步停住，两家的缘分却像埋在土里，等日后再长芽。 后来人被冲散到各处。蒋英背着乐谱去了欧洲，在练声房里一遍遍吊嗓子。 一九三六年，她和家人在德国柏林动物园合影。钱学森则带着“学航空要救国”的念头远赴美国，在风洞和实验数据之间打转，慢慢从学生熬成专家。 一九四七年春天，上海又忙了起来。 五月，蒋英学成归来，在沪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她站在灯光里唱的是欧洲带回来的曲目，台下是乱局中熬过来的听众。 那年他三十六岁，她二十八岁。不久，另一个消息传来，钱学森要回来了。 信是父亲写的，说自己胃病严重，要住院开刀，还直言怕一上手术台就下不来。钱学森回到上海，一推门，发现父亲正坐在屋里，脸色还过得去。病是有，生死线谈不上。出国十二年的儿子站在门口，真正急着要办的，是婚事。 老先生索性把心思摊开，说这是特意把人“骗”回来的。 托人已经托出去了，其中一位便是交通大学老校长范绪箕。这位长辈和钱学森当年同在加州理工听冯卡门讲课，对他很了解。 几路人马一块张罗，蒋家也搭上手。蒋英被拜托，帮森哥留意合适的姑娘。 于是有了那顿饭局。那天她请了两位女伴，安排两人一左一右坐在钱学森身边，自己坐在对面。 照理说，主角该是身侧的姑娘，可整顿饭，他眼睛多半落在对面，说话也总先接蒋英的。 散场走出饭店，有人问，看上哪一位。钱学森摇头，说都不太合适。这一句不合适，说给别人听，也是给自己一个明白。 不久，交通大学办了一场学术演讲，主讲是钱学森。 台上他讲空气动力学和试验数据，台下师生听得安安静静。演讲结束，人群散开，他顺势把蒋英送回家。 路不长，两人挨着走了一段，街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话题从学问扯到以后。他走到一半，开口请她以后跟自己一起去美国。 这话不花哨，却很实在。一头是已经铺开的事业，一头是刚起步的音乐舞台。童年那段短暂的“养女”插曲，两家多年的往来，战乱中各自远行又各自学成归来，这些碎片慢慢拼在一起，把人推到了一个不算意外的位置上。 婚礼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 那天下午六点，沙逊大厦八楼北京餐厅里人声渐起。 范绪箕站在新郎身边，当了全场最忙的伴郎。礼服是他陪着去国际饭店租的，戒指一直揣在兜里。婚礼进行曲一响，钱学森牵着蒋英走进花丛，主教在前头等着，来宾在两侧起身。 那一刻，“三妹”和“森哥”的叫法换了身份，成了夫妻。日后在家里，两人多数时候直接喊名字，有时心情一松，还会顺口叫对方一声旧称呼，把从前的记忆一起带进婚后生活。 那张常被提起的婚礼照片，背景是堆到快看不见墙的鲜花，蒋英站在前面，整个人像从花里走出来一样。照片上写不出长辈心里的那口气。 钱学森的父亲大概觉得，总算对先走一步的妻子有了交代。 蒋英当女儿没当成，终究还是进了钱家门。几年后，一九五一年，一家人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合影，背景换成山谷和树林，人还是那两个人，只是身边多了孩子。科学家的侧脸和歌者的笑容靠在一起。 旁人爱用“科学遇见音乐”来形容这对夫妻，里面装的东西却很朴素。 两代人之间那点信得过，老朋友几十年的照应，再加上两个年轻人亲手做出的选择，把这桩婚事撑成一段踏实的感情。 鲜花铺满照片背后，真正托住他们的，是各自站稳脚跟以后，仍愿意回头牵起彼此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