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夕，国军上将孙震携带数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交给侄子孙元良。孙元良拒绝起义，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孙震已经把四川留在身后。这个在川中经营多年、见惯风雨的老将，比任何人都清楚1949年的局面意味着什么。 西南战局并非一夜崩塌，而是从年初起就层层松动。重庆失守后，成都成了最后一块大城池，名义上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但内部早已暗潮汹涌。孙震没有公开表态，只是悄然处理财务、联络旧人，最终选择离场。 多年军旅生涯让孙震形成了一个判断：一旦中央体系失去支撑，地方部队再硬扛，只会把人拖进深渊。 与孙震的冷静不同，孙元良的态度显得急躁。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一直背负着“天子门生”的光环，也长期承受着外界对其指挥能力的争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孙元良就因部队损失过重而被调离前线。战后重返要职，并没有改变他在军中口碑复杂的现实。 1949年冬天，第十六兵团粮弹短缺、军心不稳，这些情况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数月积累的结果。孙元良接任兵团司令时，表面上官印在手，实际上能真正听命的人已经不多。 在成都外围的驻地里，副司令曾甦元和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频繁活动。董宋珩年纪比孙元良更长，经历过北伐、抗战，对政治风向的变化极为敏感。 进入1949年11月后，董宋珩已明确判断，继续抵抗不会改变结局，只会让部队在最后阶段付出无谓代价。于是，一些不公开的接触开始展开，地点多选在夜间或临时驻地，参与者都是在部队中有实际影响力的人。 孙元良并非毫无察觉。多次会议上，下级军官的反应让孙元良心生不安。命令传下去，执行速度明显变慢，补给问题被反复提起，甚至有人直言“守成都没有意义”。 这种质疑让孙元良感到权威正在流失。某次会议结束后，孙元良私下对亲信表示，局势虽险，但军人不能先乱。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那句“必须打下去”的强硬表态。 时间来到12月中旬，部队奉命向成都方向集结。董宋珩提出绕行什邡进行短暂休整，理由是整补兵员、整理编制。 这个建议看似合情合理，也为孙元良保留了颜面。 行军途中，兵团内部的联络更加频繁，一些原本犹豫的军官开始站队。什邡的位置并不起眼，却远离核心指挥区，地形和交通都更利于控制局势。 孙元良抵达什邡外围时，已经隐约感觉到不对劲。沿途哨卡的口令变得生疏，城内的联络迟迟没有回应。夜色之下，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此前的几十年里，孙震、孙元良、董宋珩、曾甦元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却在1949年的四川被推到同一条历史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