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4月22日，曾国藩去信李鸿章，信中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纵或洋讥绅恳，中旨诘责，阁下可答以敝处坚嘱不令出仗。二三月后各营队伍极整，营官跃跃欲试，然后出队痛打几仗。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断不可换。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任以沪关，决不相宜。阁下若挚爱迫求，或仿篪仙之例，奏以道员归苏提补，而先署苏臬。得清闲之缺以安其身，收切磋之益以助阁下，庶几进退裕如。……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 曾国藩所说的三件事，李鸿章只照办了二件，第一是郭嵩焘之事，李鸿章本来想把上海海关掌握在自己手中，推荐人选即是郭嵩焘，不过，曾国藩认为郭嵩焘办不来此事，因为郭嵩焘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李鸿章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第二是不要和太平军作战，李鸿章亦做到了，其没有急着找太平军作战，而是一边抓紧训练，一边等着太平军来进攻。 至于和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虽是孔门弟子，但其和洋人打交道只信奉两条，第一利益，第二耍流氓。后来，事实证明，和洋人打交道，李鸿章一套更加管用，曾国藩所说的“忠、信、笃、敬”四字经显然既迂腐又泛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