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比起后世的女性来，汉朝的女性地位相对要高一些。 所以，汉朝的男女之事，也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光就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贵族女性来说，汉朝的公主，可以光明正大地养男宠，就连皇帝都承认，可以二婚、三婚，汉朝的皇后和太后，也不乏是二婚进宫的。 西汉初年，薄姬的命运便是一例。她本是魏王魏豹的妾，在魏豹战败后沦为织室女工。刘邦巡视织室时发现薄姬，收她入宫。 不久薄姬产子刘恒，后者在刘邦驾崩多年后即位为汉文帝。也就是说，一位原为战败者之妾的女子，最终成为帝母，这在战国以来是极少有的现象。 更难得的是，文帝即位后并未因出身而疏远母亲，而是亲自迎薄太后入宫，礼遇周全。 而到了汉武帝在位期间，其母王娡同样有着复杂的经历。王娡本已出嫁并育有一女，后因母亲看准其姿色，将其“赎出”再送入汉景帝后宫，后生下武帝刘彻，被立为皇后。 王娡虽出身平民，却因儿子即位而被尊为太后，而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也被接入宫中，封为修成君，待遇与公主无异。 而在宫廷之外，女性的婚姻选择也更具弹性。平阳公主，汉武帝的长姐，先后经历三次婚姻，最终嫁给名将卫青。卫青虽为庶出骑奴，但因战功显赫被封为大将军。 平阳与之结合，不仅未受非议，反被朝野传为佳话。由此可见，当时婚姻并非单一门第决定，实用和情感也有较高地位。 再看鄂邑公主，其风评虽远不如平阳，却更能反映西汉对女性私生活的宽容。鄂邑公主是汉昭帝刘弗陵之姐，长期在宫中抚育皇帝。 她公开与丁外人交往，且由朝廷册封丁外人为官。尽管最终因权斗失败被赐死，但在她当权之时，这种“宠臣”制度的存在却被公开接受，且诏书明确指示丁外人“宜尽心辅佐公主”，这在以往的朝代几乎不可想象。 再往前溯，馆陶长公主则是“金屋藏娇”的缔造者。她不仅在朝中权势滔天，更于年过半百时收养少年董偃为“养子”，暗中宠爱。 董偃年仅十三时便受她提拔，后逐渐成为长安城中显赫人物。为了避免惹怒汉武帝，董偃更主动将馆陶的长门园献给朝廷，以此稳住地位。 汉武帝虽知其意，却并未治罪，反而赐赏有加，最终甚至默认两人合葬。虽然被《汉书》批评为风气之源，但从中能看出当时女性的行为边界远比后世宽广。 而这些特殊的婚恋安排背后，并非仅是个人私情的泛滥，而是当时制度与文化对女性较高自由的体现。王政君两度订婚未成，最终入宫为妃，被立为汉元帝皇后，后在汉成帝在位时尊为太后。 相比之下，东汉后期及隋唐以降，女子再婚逐渐受限，尤其是唐玄宗之后，公主不得再嫁成了惯例。这与西汉开放包容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