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然后掏出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过去，压着嗓子说：“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将来要是天变了，你得站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1947年的北方乡村，局势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在村里横征暴敛，保长又勾结着当地的还乡团，到处搜捕地下党和进步群众。这个被捆在柴房的地下党，是前一天夜里传递情报时，被保长的人抓住的，偏偏保长为了图方便，就把人临时关在了郭良知家的柴房——没人会想到，一个地主会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去救一个被反动派盯上的地下党。郭良知摸进柴房时，鞋底沾着院外的泥土，手里的匕首还带着夜露的凉，他不敢多耽搁，割绳子的动作干脆利落，塞钱的时候手指都在抖，不是怕，是怕晚一秒就被巡逻的团丁发现。 地下党当时满是警惕，眼神里的戒备藏都藏不住，毕竟在那个年代，地主和反动派向来穿一条裤子，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会是这样一个身份。郭良知看懂了他的眼神，没多解释，只是朝后院努了努嘴，用极低的声音说，从那边走，芦苇荡里有船，顺着河走二十里，就是解放区的地界。说着又把自己身上的黑布褂子脱下来，扔给他，让他裹住胳膊上的绑痕，别被路上的岗哨看出破绽。这些袁大头和金戒指，是他塞给地下党的盘缠，也是他能拿出的全部家底，那个年代，硬通货比纸币管用，多一分钱，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郭良知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旦事发，保长绝不会放过他，还乡团的手段狠辣，抄家灭门都是常事。可他还是要救，一来是因为他看不惯保长的所作所为，平日里保长借着反动派的势力，霸占佃户的田地，逼死过两条人命，郭良知虽为地主，却从没苛待过家里的佃户，灾年的时候还会主动减租，甚至开仓放粮，让乡亲们不至于饿死；二来是他心里有杆秤，看得清当下的局势，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百姓，失了民心，而地下党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舍生忘死，天迟早是要变的，他今天救地下党，不是为了攀附，只是守着自己的一点良知。 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自己的家人和这份家业。他知道，一旦新的世道来了，地主这个身份，注定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不求将来能享什么福，只求将来有人能证明，他郭良知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从没帮着反动派欺压过百姓，从没对不起村里的乡亲。所以他才让地下党记住自己的脸，才说那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这不是交易，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里，为家人求的一份安稳。 地下党走后的第二天，保长发现人跑了，当场就红了眼，带着还乡团的人把郭良知家翻了个底朝天，桌椅板凳砸了个稀烂，还把郭良知绑在院里的老槐树上打了一顿，逼他说出地下党的去向。郭良知咬着牙，死活不松口，只说自己夜里睡得沉，什么都不知道。保长没抓到把柄，又怕事情闹大引来了解放区的队伍，最后只能拿了郭良知家的几袋粮食，骂骂咧咧地走了。村里的乡亲们看在眼里，都偷偷来给郭良知送药，没人说什么，但心里都记着他的好。 两年后，1949年，当地顺利解放，土改工作队进村开展工作，郭良知果然被列为核查对象，还有人借着土改的名头，想报复他当年的“地主身份”，诬告他勾结还乡团，欺压百姓。就在工作队准备深入调查时，当年被救的地下党来了，他此时已是当地的区委干部，一眼就认出了郭良知，当场就站出来为他作证，把1947年那个深夜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还说郭良知虽是地主，却是个开明绅士，平日里待乡亲们宽厚，灾年放粮，减租减息，从没做过一件坏事。 村里的佃户和乡亲们也都站了出来，你一言我一语，证明郭良知的为人。工作队经过仔细核查，确认郭良知确属开明绅士，不仅没为难他，还让他继续管理自家的田产。后来郭良知还主动把自家的一部分土地捐给了村里，用来建学校，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他当年的一点善念，一点良知，不仅救了别人，也护了自己和家人，而那位区委干部，也信守了当年的承诺，在关键时刻，为他说了一句公道话。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性的光辉从不会被身份所束缚，郭良知守着自己的良知救了人，地下党记着恩情守了诺，这便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间情义。从来没有天生的好坏，也没有绝对的身份标签，决定一个人底色的，永远是刻在骨子里的良知和待人的本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